从“反对一切”到“联合一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态度的变化

〔摘要〕大革命失败以后，日益走向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越发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唯一真理，并以此审视中国思想界，凡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均视为“反动”，“反对一切”成为常用语。但1936年后，原来所反对的大都成了联合的对象，“联合一切”成为口号。在这一进程中，左翼知识分子对世界文化的认识，从资社之分又回到中外之别；对中国固有文化的认识，从单以“封建”相称又回到古代、传统等说法；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从视其为“帮凶”到承认其“有一长”。这些用语的变化是思想变化的明证，明显受到中共政治斗争策略变化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作为一种思潮之所以能够“运动”起来，关键在于有一大批具有真诚信仰的知识分子。尽管当时处于“革命低潮”，但他们仍然坚信：“世界是我们的，未来的世界文化是我们的。我们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而未来世界，未来世界的文化已经在创造的途中”，“我们要创造一个世界的文化，我们要创造一个文化的世界！”（郭沫若：《我们的文化》，《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1月10日。）这个“世界的文化”，其实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人们的理解大概有三：（1）“唯物的辩证法——唯一的科学方法”（彭康：《科学与人生观》，《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2）“社会进化的铁则”：“资产阶级的没落，无产阶级的兴起，成为历史的必然”9《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立宣言》，《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46页。）；（3）“这一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该时代内最正确最有权威的。现时代的这一个王座无疑地是要属于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创刊辞》，《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00页。）。然而，自信掌握了人类历史真理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却是“目前吃人的世界，吃人的文化”郭沫若：《我们的文化》，《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1月10日。。因此，“我们的文化”作为“世界的文化”在当时还仅仅处于想象之中，而要使它由理想变为现实，“我们的文化，需与反动文化作殊死的斗争”（莳人：《小组群杂志意义与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76页。），“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既然相信马列主义的“唯一正确”，那么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学说自然就都成为“反动文化”。不过，这样一种认知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调整也有所变化。

一、资社之分与中外之别

在“五四”时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们对于文化的看法是以地理学派的理论为基础”（陈高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01页。），如以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来看世界文化。但到30年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以经济和阶级的观点来看世界文化，“现在的世界已不是因地理和民族的关系而分成的许多国家的世界，而是因经济关系超过了民族和国家的境界的阶级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已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这个万里长城，而把人类分成和团结为两个大营垒了。这个社会的和经济的事实决定了文化领域内的划分，文化也形成了两大营垒的斗争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必然也要受这国际文化斗争的影响，因中国自己的社会关系决定去接受那个营垒——即那个阶级的文明”（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

这样，原来的东西文化之分就变成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对垒，“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对立”成为“贯串和构成目前国际诸般现象的骨干”。那么，中国应该接受哪个“营垒”的文明呢？“谁也知道左翼文化运动是国际性的。各国无产阶级政治的文化的斗争的经验，都是极宝贵的教训，值得相互学习和研究的。特别是苏联的文化，他是在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顺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十四年来，苏联的文化已有伟大的惊人的成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国土里，得到极丰富的开展。幼稚的中国左翼文化，更应该深刻的学习这国际的宝藏，以充实并教育自己”。（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方分盟斗争纲领》则明确要求：“扩大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方分盟斗争纲领》，《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有人还号召：“一切文化的战士们，应该指示出给全世界的工农大众青年学生，只有苏联的道路，是唯一的出路，是唯一的扩大文化发展文化的道路！”（一波：《以文化的斗争纪念五月》，《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0打破国家的观念，从阶级的意识出发，把苏联看做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充分体现了一种献身国际革命的热情。但是，苏联毕竟是一个国家，甚至将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之上。显然，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正因如此，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左翼知识分子却把它看做帝国主义联合侵略苏联的先兆，“这次日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它最衷心的作用，就是在完成帝国主义包围苏联整个的阵线，作为反苏战争的发动者和先锋队。半年来，随着中日纠纷的扩大和继续一直到最近上海事件的爆发，在在都证明了国际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企图已经由准备和布置时期转向发动和进行的时期了”（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所以，目前的左翼文化运动要“大胆地暴露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和镇压中国革命的真相”（淑静：《目前反帝高潮中左翼文学的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14页。）。板子实实在在地打在自己身上，担心的却是别人的安危，真切地体现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性诉求远高于天然情感，而把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划为同一“营垒”则充分说明阶级仇恨大大压倒民族认同。从这样一种思维出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都成了“反动”的文化，“民族主义狭义爱国主义充斥了整个文化领域。从报章杂志一直到电影戏剧，都集中到‘国难’‘救国’的目标下，五花八门的大肆活跃起来”，“这一切，明显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黑卫队，在怎样地努力向反帝大众散播麻醉的毒菌”（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如此看法显然是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在文化运动上的表现。

不过，按照两个世界的划分，追随苏联，接受和建立马列主义的文化，自然就要反对另一个“营垒”——帝国主义文化。大而言之，“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小而言之，中国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首当其冲的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方分盟斗争纲领》，《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这一点似乎并无不妥，只是不同的人着意点并不一样，自由知识分子梁实秋就认为：“在各种的侵略当中，惟有文化侵略是可欢迎的，因为有了外国文化的激荡观摩然后才有进步，只有想关起门来做皇帝的人才怕文化侵略。”（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独立评论》第156号，1935年6月23日。）显然他所注重的是“进步的”“外国文化”对中国“激荡”的一面。近代以来，“外国”的“进步性”和“侵略性”往往令许多知识分子进退失据或失之偏颇。但对于发现了另一种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帝国主义文化”显然已经全部成了“反动”的东西。

当时，有人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文化上的反动现象是显著的增加了，在国内日益严重中，我们看到的青年与学生拥挤在电影院里，沉湎在好莱坞淫糜的生活中，在基督教室中”，“无数的男女民众在倾听着牧师‘福音’的宣传”，“这些正是帝国主义给殖民地国家带来的‘文明’”《北方文化总联盟为号召一切文化团体宣言》，《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所以，“目前的文化任务，至少应有下列数项：（1）树立起反宗教的旗帜在广大的群众之中，发动一个反宗教运动，并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去宣扬‘宗教是鸦片’。（2）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严厉地打击教会学校，并赤条条地揭穿它的黑幕。同时关于侵入的一切反动电影、戏剧，更需给以有力的进攻”殷澄：《目前的文化的一般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98页。。有人还说：“一切的文化，是不能脱离政治而独立的”，“中国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之下，文化已经到了破产的地步了！所以必定要打倒帝国主义，才能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在中国的统治，欺骗以及麻醉作用”（一波：《以文化的斗争纪念五月》，《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

正因为左翼知识分子常常用政治眼光来看文化，所以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通过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尽管仍然规定“在文化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必需是文化斗争的中心任务”，但又强调指出：“左翼文化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必须摄取过去的文化遗产，尤其是摄取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继续五四运动未完成的任务并使之向前发展。同时，必须获得和利用中间阶级的知识分子，专门家，使他们为无产阶级的文化斗争而努力，在摄取文化遗产的场合，必须保持严格的前进的批判态度”（《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文报》第11期，1935年10月。）。“摄取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利用中间阶级”等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充分揭示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将要发生变化。

果然如此，在1936年后由左翼知识分子掀起的新启蒙运动中，对“外国文化”的看法便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其中提出要“有系统地介绍西欧的启蒙运动及其重要的著作；介绍世界民族解放的历史及其理论”，“和世界的文化组织，思想界名流，发生关系，请求它们不断地援助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援助中国人民的新启蒙运动”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1936年9月10日。，“现在的中国文化，和世界先进的国度比较起来，却是很落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绝对需要借助世界先进国度中的科学及其各种解放思想”（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生活书店，1939年，第60页。）。这里的“世界先进国”指的显然不再仅仅是“苏联”，“西欧”好像亦在其中。原来视为“文化侵略”的有些东西，现在则提出要主动吸纳。是时，左翼知识分子对世界文化的认识显然从资社之分又回到了中外之别，表明民族观念在“救亡运动”的驱使下终究压倒了阶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