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研究之回顾与反思【2】

二、主要的研究方面及其成就

（一）最初的相关论述

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出现不少由官方主导编修的对资改造著作。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一批旨在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的论著涌现，如：廖盖隆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萧林的《私营零售商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由之的《私营批发商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这些著作比较全面地阐释了政府对私营工业、零售商和批发商的改造政策和步骤。许涤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经济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写的《私营工业的全行业合营》（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白瑞西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胡锡奎的《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与阶级斗争》（人民出版社，1956年）、纪衡的《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等论著，则主要围绕全行业公私合营时的清产估价和定息、经济改组、企业改造、小商贩的改造、人事安排和工商业者的学习等问题进行宣传和解释。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政府从整体上描述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全过程并给予系统解释的论著中，比较典型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景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

同时，香港地区也出版了一些相关论著。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鲁男的《新民主主义的陨灭》（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4年）、华明的《三反五反的剖视》（香港友联出版社，1952年）、郑竹园的《中共五年计划剖析》（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年）、《中共财经政策透视》（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秋枫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商榷》（香港北极出版社，1949年）、萧继容的《中共的财政收支》（香港友谊出版社，1954年）、范清平的《中共工业经济要论》（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年）等。他们都涉及私营工商业的境遇和中共的对资改造。不过，这类著作又几乎不加理解地宣扬中共对民族资本的“谋财害命”。

官修史书具有其特定的价值，它们往往能够相对完整地讲述工厂企业走向合营的大致过程，同时，给后世学者提供了这些工厂企业的不少重要史实。而海外论著由于不少作者具有经济学科背景，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较为深入，颇具启发意义。但是，无论官修史书或是海外论著均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官方史书基本在宣传政府对资改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海外论著则大多在描述私营工商业的痛苦经历。在史料利用上，官修史书对材料取舍的倾向性明显，海外论著则缺少核心的史料。因此，均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

（二）学术研究的起步及其主要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档案文献公开出版的增加，系统梳理政府工商业政策的学术论著大量涌现。较有代表性的有：王炳林对中国共产党的私人资本主义政策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注意到中共政策的若干重要转点，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评价转向客观（王炳林：《中国共产党与私人资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杨奎松和李福钟详细梳理了新中国最初七年中共工商业政策的制定及演变过程（参见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李福钟：《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2年。）。庞松则较关注“五反”运动前政府工商政策的摇摆和收放，颇注意从私营工商业和政府互动的角度来阐述政府工商政策的制定和收放过程（庞松：《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工商业政策的收放与工商界的境况》，《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除上述论著外，关于中共工商业政策的制定、沿革的专题论文、学位论文还有很多（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政策的专题论文还有孙其明：《论建国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范守信：《1950年对私营工商业的成功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柯育芳：《1949—1956年党对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年）、李芳祥：《“五反”运动后国家对劳资关系调整的经济史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朱红霞：《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李莉：《建国初期的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研究（1949—1953年）》（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等。）。此外，大量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性著作和经济通史著作都会提及新中国初期中共工商业政策（通史类著作主要有：〔美〕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向社会主义过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类著作主要有：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等。）。不过，种种论著虽文字详略不同，但内容却大致雷同。

近几年来，随着基层工厂和企业档案资料的日渐开放，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条件已渐成熟。总的趋势是，研究日益从分析中共对资改造的政策及其推行转向关注私营工商业本身，而对于私营工商业的关注也日益从宏观走向微观，从群体走向个案。私营工商业的研究逐渐从中共工商政策史的研究路径中脱离和独立出来。

尽管目前学界已有关于小商小贩的专门讨论（关于小商小贩的研究，参见冯筱才：《“社会主义”的边缘人：1956年前后的小商小贩改造》，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3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贾全全：《建国初期武汉市摊贩的治理与改造（1949—1956）》，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王开帅：《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供销社与小商贩：以上海县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不过，长久以来大多数学者关注的重心始终在较大规模的工厂和商店。学者们对此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基本出发点在于探求中共如何对私企施加影响，使其最终走向公私合营之路。这些研究成果可大致作如下的归类：

1.宏观阐释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消亡的原因

关于中共建政后私营工商业走向公私合营的原因，学界目前已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解释：有学者强调“三反”、“五反”运动的关键作用，认为由于“三反”、“五反”运动对资本家的巨大冲击，当1953年底中共刚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所有制进行彻底改造不久，心有余悸的资本家们便争先恐后地将其工厂企业送给国家（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有学者从“五反”运动对生产的冲击、加工订货对市场的重构和劳资关系对企业控制权的改变以及社会心理对资本家的压力等因素来综合解释私企的消亡，结论是“自觉、自愿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选择，因为其他的任何一条道路都已经被堵死了”（桂勇：《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还有学者认为，私营工商业之所以走向公私合营，关键在于其生产经营同中共制定的社会经济目标模式不相适应，特别是同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存在矛盾（武力：《论50年代公私合营由经营方式转变为改造方式的原因》，《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7期。）。同上述学者主要立足于从私企产销角度阐释其消亡的原因不同，有学者认为，政府对不同状态企业采取的不同策略和资本家出于“经济生存”或“政治生存”的考量，共同造成了私营工商业走向公私合营（冯筱才：《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中国当代史研究》第2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

上述学者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消亡原因的探讨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微观考察政策影响下私营工商业的具体改变

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资本家交出企业的原因给予解释，但基本的共识是，从解放伊始至公私合营这几年中，私企的生产和经营确实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有基于此，很多学者依据工厂企业的基层档案，专注于考察政府工商政策、劳资关系和政治运动对具体企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第一类：政府工商政策对私企的影响和改变

关于解放初期政府对私企困难的解决及其实际效果。有学者注意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向民生公司提供巨额贷款帮助公司渡过债务危机。同时，调拨大量柴油供应民生公司并允分期付款，缓解了公司燃料短缺的问题。（凌耀伦：《民生公司史》，交通出版社，1990年，第410—411页。）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私营棉纺厂在政府号召下的精简机构、内迁工厂和组建联营，认为在政府引导下棉纺业所进行的企业自身改组改造使工厂摆脱了困境，作用是很明显的（参见高晓林：《上海私营工商业研究（1949—1956）》，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复旦大学，2004年，第36—68页。）。有学者认识到福源钱庄响应政府号召参与组建金融业联营卓有成效，使钱庄暂时渡过难关（邓昉：《内外压力之下的合营之路——福源钱庄在解放后的生存努力（1949—1955）》，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第36页。）。但也有学者强调解放初期政府的纾困方案并不能真正解决私企的难题。该学者注意到由于对工人生活的考虑，政府在解放初期所提出的精简机构的号召未能在永安百货公司有效施行，永安公司只能以降薪、缩短工时或协助职工转业来减少开支。企业面临最大的人事臃肿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长期困扰着永安公司。（连玲玲：《上海百货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第345—346页。）

关于政府和国营经济对私企经营的影响，一是注意到解放之初国营运输公司对卢作孚民生公司经营的影响，认为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虽承担政府的运粮任务，但运价和运量却均不由公司决定。当民生公司试图争取更多的水运任务时，被指责为“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导致民生公司的路越走越窄。（赵晓玲：《卢作孚之死》，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111—112页。）二是认识到中百公司的成立使新新和永安等上海百货公司的销售业绩颇受影响。同时，中百公司逐渐控制上海百货业的进口管道，进货须以现金交易，促使百货业出现断货的情形。（连玲玲：《上海百货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第343页。）三是注意到福源钱庄两次参与由政府组织的联合放款，使得钱庄不仅亏本，而且“不自觉地参加到国民经济计划中”。但福源钱庄积极致力的农业贷款等措施被政府指责为“追求暴利”，钱庄的盈利能力和空间被剥夺。（邓昉：《内外压力之下的合营之路——福源钱庄在解放后的生存努力（1949—1955）》，第31页。）四是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交通部派代表进驻民生公司，参加公司董事会，直接干预公司的领导。同时，对民生公司进行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人事安排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公司的面目更变。（张一楠、李丽：《1949—1952年间政府对民生公司的调整》，《传承》2008年第7期。）

有学者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重估财产和调整资本对私企的改变和影响。通过梳理北京市商号“重估财产调整资本”的全过程，得出的结论是：人力股和厚成遭政府明文取缔直接造成商号内部经营方式发生改变。私企的产权明晰为政府掌握其财产所有权的详细状况、调节其利润分配，进而将其国有化提供了参考。（崔跃峰：《建国初期北京市私营企业的重估财产与调整资本》，《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很多学者强调1950年胜利折实公债和税收征缴对私企经营状况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公债认购冻结了上海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影响其周转及产销（高晓林：《上海私营工商业与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有学者注意到金融业对公债认购的态度从积极转向消极，强调这是由于认购公债使上海私营金融业的经营状况和经济实力逐渐恶化（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与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江南论坛》2006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识到，解放后永安百货公司由于各项捐税的增加，特别是巨额的房地产税严重影响到公司的资金周转，无奈之下，永安公司只得出售产业，以求变现（连玲玲：《上海百货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第347页。）。

第二类：劳资关系的变动对私企的影响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解放后工会地位的凸显和对私企管理权的分享。有学者认为，尽管“五反”运动前工会在工厂的作用不很突出，但监督资本家和控制企业的任务仍旧落在工会肩上。工会通过劳资协商会议部分分享了工厂的控制权。（桂勇：《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第158—161页。）同样，解放初期福源钱庄固有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虽仍在发挥作用，但是，当工筹会成立，特别是劳资协商会议召开后，涉及公私关系的问题便由劳资会议以“公私协商”的方式解决（邓昉：《内外压力之下的合营之路——福源钱庄在解放后的生存努力（1949—1955）》，第21页。）。

有研究者认识到政府在调解劳资冲突，帮助企业主恢复生产方面的作为。有学者考察了1950年4月面对极端困难的局面，上海市政府在劝说大中华火柴公司工人离厂、帮助资方顺利疏散中的关键作用（赵晋：《旧工厂与新国家：1949—1952年的刘鸿生大中华火柴公司》，《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也有学者注意到解放初期由于发展生产的需要，政府对工会维护工人利益的种种做法也不是一味支持，并要求工会劝说工人积极发展生产。特别是1950年，申新棉纺公司工会曾在搞好生产、节省原料、精简费用、裁汰冗员等诸多方面发挥了作用。同时，该学者也注意到在民主改革运动后，申新工厂工会的工作中心完全转向生产，大大减少了“闹事”的情况。（鲍静：《建国初期基层工会职能转变研究——以上海申新纺织厂为个案（1949—1956）》，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第46—50页。）

有学者以在北京瑞蚨祥商号试点推行的工人监督生产的具体实践为例，考察了“五反”后私企内部劳资关系的根本改变（崔跃峰：《北京市私营商业与社会主义改造（1949—1960年代中期》，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6年，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