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时至今日，民营经济已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经济发展、吸纳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民营业主逐渐丧失产权，企业从私营转为公私合营。自此，民营经济的发展进程被迫中断，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重获生机。

至迟在改革开放以前，民营经济通常被称为“民族工商业”、“私营工商业”、“私人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等。为避免混乱繁杂，本文一律采用“私营工商业”这个概念来表述。从范围上讲，私营工商业既包括较大规模的工厂商店，也包括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私营工商业改造关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更变，也关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对民营经济的反思，因此从 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未曾停止过讨论。但由于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禁锢和相关史料的局限，真正的学术研究起步很晚。直至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逐渐宽松，政府高层档案文献公开出版不断增加，各地档案馆中有关私营工商业的基层档案及工厂档案的日渐开放，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研究才逐步走向实证和深入。

最近十余年来，相对于史料公开和论著出版的日渐丰硕，系统的学术史整理和回顾却很少见，学者们往往就个人的研究题目各取所需，浅尝辄止。有鉴于此，笔者拟尝试对以往学界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最初七年私营工商业的相关资料及研究状况做一系统梳理，以利于进一步深化有关此项课题的探讨。

一、史料的出版和公开状况

（一）20世纪80年代前相关史料的出版和公开及其局限

史料的出版和公开无疑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曾经出版过一些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文献和资料，具体可分为以下种类：

1.工商业政策、法令汇编。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程，政府曾公开出版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令，主要有：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编《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法令选编》（上、下）（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196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6）（法律出版社，1952—1957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编《中央财经政策法令汇编》（新华书店，1950—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编《中央劳动法令汇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编《华东区财政经济法令汇编》（华东人民出版社，1949—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金融法令汇编》（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有关三反五反的政策法令》，人民出版社编《三反五反运动文件续编》（人民出版社，1952年）等。尽管收录的这些政策和法令很不完整，但仍有参考价值。

2.典型行业和企业史料的整理及出版。这一时期，政府为宣传和解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曾有选择性地对一些典型行业和企业的资料进行过整理、编辑和出版。这些资料主要有：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58年开始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这套丛书直至80年代初才基本完成。其中包括：《北京瑞蚨祥》（三联书店，1959年）、《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等。几乎同时，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纂了《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从一个民族企业看中国机器制造工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荣家企业史料（1896—1949）》（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980年）、《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大型企业的资料。此外，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编辑整理了《上海市面粉工业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和《上海私营造纸工业的发生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两本资料集，后又于80年代分别改名为《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和《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正式出版。（参见李玉：《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编辑出版了《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联书店，1960年）、《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联书店，1963年）和《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联书店，1960年）三册资料汇编。上述政府有关部门编辑和出版的典型行业和企业史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关行业及该行业中重点企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变化。

3.报纸和刊物。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报刊均以大量篇幅报道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情况。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文汇报》《新民晚报》《工人日报》《新观察》《劳动报》《大公报》（上海）、《新闻日报》《经济周报》《工商新闻》《经济导报》等。同时，这一时期的工商业组织也曾出版自己的刊物。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曾主办并编印过《上海工商》（1949—1962）和《上海工商资料》（1950—1952）两份重要的工商刊物。这些报刊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相伴始终，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使人们能够较为明晰地看到政府工商业政策的变动和工商业活动的大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工商界的状况。

今天看来，上述资料的公开和出版无疑具有一定意义，其参考价值不容忽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出版的相关资料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私营工商业自身的史料公开数量太少，即使出版有所谓的典型行业和企业史料，其目的也在于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资料的选择性较强，使人难窥全貌。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版和公开的相关私营工商业的资料，虽然提供了不少信息和线索，但是难以真实、客观、全面反映私营工商业的境遇。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史料的出版和公开状况

从80年代至今，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文献和档案大量公开。它们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私营工商业的状况以及国家工商业政策制定和演变的过程，数量丰硕。具体而言，可以大致作如下归类：

1.中央文献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文献。主要出版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4年），《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2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华文出版社，1998年），《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1949年10月—1959年10月》（上）（工人出版社，1989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2年），《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008年），《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档案出版社，1987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等，数量可观且仍在持续更新。国家领导人的文稿、年谱和回忆录等相关文献，集中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演变的过程。

2.经济档案资料及其汇编。最重要的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纂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这套史料丛书分3批出版，共31卷，辑录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原始经济档案资料。其中，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前两批档案选编时间从1949年至1957年，这两批丛书中的工商体制卷、财政卷、金融卷、综合卷、工业卷、商业卷皆与私营工商业有关。这套丛书所收录的档案，均出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档案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建设委员会、财政部、贸易部、海关总署、人民银行等经济主管部门，当时绝大部分属于绝密或机密文件。这套丛书集中反映出国家各经济部门制定工商业政策的过程、具体的落实以及私营工商业的情况，资料相当丰富。另一种是90年代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编纂和陆续出版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套丛书的编修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党委党史部门、统战部为主，吸纳各地档案馆、统计局、工商局、银行、税收等单位参与编纂。内容分为综述、文献资料、企业典型材料、回忆录、大事记和统计资料六部分，既反映出中央对工商业政策的决策，又注意到了各地区贯彻和实施的过程和结果，不仅如此，丛书在很大程度上还反映出各地工商业，特别是重要工厂企业的状况，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除上述大型的经济资料汇编外，较为重要的档案史料还有上海市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上海档案史料丛编》，其中的《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档案出版社，1989年）、《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档案出版社，1992年）、《近代中国百货业先驱：上海四大公司档案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等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3.回忆录、文史资料。很多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的工商界人士及其后人的自述和回忆会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如：许家俊整理的《铅笔大王——吴羹梅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胡世华等人整理的《胡厥文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陈铭珊的《公私合营前后的上海信谊药厂——一个工商业者的自述》（《纵横》1997年第5期），刘念智的《实业家刘鸿生传略：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卢国纪的《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各类文史资料中也包含大量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资料。仅上海一地便有：《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六、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三、四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1986年），以及下辖各区县的文史资料。它们都或多或少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私营工商业状况，内容有工商界人物的回忆、工厂状况的描述、统战工作等等。

诚然，同档案资料相比，回忆录和文史资料的可信度明显不足，史料价值较为逊色。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为档案资料提供必要的补充和参考，特别是使读者能够对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和企业主的背景、人际网络有所了解。从这一点上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不容忽视。

4.档案馆所藏的未刊档案资料。档案资料是史料的基干和学术研究的生命。自80年代以来，各地档案馆逐渐对外开放。以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地区为例，上海市档案馆自1987年开始，已陆续向社会开放了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大量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分散在不同的卷宗，其中包括：①部分私营企业，特别是较大规模的工厂商店；②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各行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总工会等工商组织；③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业生产委员会、轻工业委员会、私营工业调查委员会等机构档案；④上海市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军事管制委员会、增产节约委员会、对外贸易管理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的档案；⑤华东大区机构——华东区税务管理局、华东区纺织管理局、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局等的档案。 （参见高晓林、夏洪海：《对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研究的思考——兼论上海私营工商业研究的重要性》，《学术交流》2005年第1期。）

这些数量可观的档案资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落实中央对资改造政策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工厂企业档案和同业公会档案的大量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使得研究者有条件更微观更细致地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研究，观察私企内部的生产经营状况、劳资关系，企业外部同国家和国营经济的关系，政治运动对私企的具体影响以及私营企业主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换句话说，工厂、企业档案的大量开放，使研究者能够立足于私企自身来审视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工商业改造，推动研究向更深入的方向递进。

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档案数量庞大，但有些重要档案资料却并不开放。如华东区和上海市委的案卷以及一些涉及当事人的卷宗几乎不对外开放，这增加了全面把握华东区及上海市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工商业政策的难度。同时，相对于民国时期的私营工厂档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相关档案不仅数量明显不足，而且内容记载时有中断，特别是工厂给上级单位的请示和报告常常是难见回函。这给研究者造成不小的困扰。

总的来说，60多年来，政府的工商业政策法令、领导人的文集文选、经济档案资料、地方志、文史资料、报纸刊物和回忆录等的公开出版逐渐增加，各地档案馆中所藏的大量工商业档案资料日渐开放，使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资料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翔实微观，为系统、全面、深入和多角度地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