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研究之回顾与反思【4】

三、存在的问题和尚待深入的领域

尽管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总的来看，此项课题尚处在起步阶段，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

首先，从目前学界关于公私合营原因的解释来看，学者们对资本家交出企业原因的考察多集中在“五反”运动以后。那么，从中共建政最初至“五反”运动这三四年间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境遇如何，这些情况同企业最终走向合营有何内在的必然联系？换句话说，研究者似应更多地从历史的长时段来审视和解释公私合营的原因。

其次，很多学者致力于微观考察具体私营企业在政府和工潮影响下的实际改变。这样的实证研究具有相当的价值，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尚有很多重要问题未能回答，比如，1950年中共调整工商业对私企的实际影响如何，是根本好转还是影响有限？政府的加工订货怎么在企业中具体进行的，对工厂的实际影响表现在哪里？私企的税收税率和缴纳方式如何改变的？“五反”运动后政府曾进行过第二次工商业调整，它对企业的影响和改变又在哪里，是使其好转还是加速其合营的脚步？资本家如何对企业进行调整和变革以适应新政权的，其成效如何，原因何在？除此之外，学界对一些问题的解答尚存有商榷之处，如：解放初期私营工厂的困难局面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很多学者强调国营经济的影响，那么，除了这项原因外，还有无其他社会经济因素？有学者认为解放最初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困难的解决措施是成功的，有学者持否定态度，那么，政府所号召的迁厂、组建联营、企业精简等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呢？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

再次，学界对于民族资本家的研究，目前尚多停留于就人物谈人物的层面，未能做到将人物命运同其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进行有机结合。毫无疑问，资本家时刻关注其一手创办的工厂和企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同资本家自身的选择和态度表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只有将新政权建立伊始至公私合营这一历史阶段中企业经营状况弄清楚搞明白，才能清晰有力地回答民族资本家对新政权的态度、选择，进而深入解释其交出企业的原因。

最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论著旨在讲述具体企业或行业走向合营的过程。诚然，这样的研究由于普遍使用企业档案，使其较为真实可信。但明显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缺憾：其一，一部分论著几乎是纯粹的企业史研究，即描述企业或行业从新政权建立之初至合营所经历的种种大事。往往较少同中央对资改造的政策相联系，也较少与以往其他行业或企业史研究的相关论著相呼应。其二，很多相关论文虽冠名以私营工商业研究，却旨在用个案的形式解读政府工商业政策在各地或各厂的具体推行，而对企业自身真实状况的考察并非研究的重心，多停留于表面。其三，从目前来看，大多数个案研究集中在对公私合营事件的探讨，缺乏对新政权建立伊始至“五反”运动这几年中企业状况的翔实叙述。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存在研究角度单一的问题，即：学者们几乎都从中共如何对私企进行影响和改造的角度进行思考。尽管部分个案研究成果也会较多地关注到企业主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但绝非立足于私企和资本家自身。换句话说，现有的学术研究未能做到从私企自身的角度去审视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对资改造运动，自然便难以从私企自身生产经营的内在逻辑去思考其消亡的原因。这样的研究难免隔靴搔痒。其结果是，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被忽略或得不到深入清晰的回答，更重要的是，由于研究视角所限，学者们对于私营工商业走向消亡原因的解释也无法跳出中共对资改造这一固有的分析模式，若想取得较大突破，实属困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的是蓝克利、董晓萍的《现代商业的社会史研究：北京成文厚（1942—1952）》（《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一文。文章以北京百年老店成文厚及其经理刘国梁的经营为中心，注意商人理念与基层政府决策的微观比较，从商铺经营的视角考察北京商业活动所受到的政府决策的影响。作者认为，成文厚难以经营的关键原因在于刘国梁以小企业集体化为核心的经营策略，与新政府的大计划经济战略目标终成对立物，他只能在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压力下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该文章的这一解释颇有启发意味，使研究者能够从国家工业化的角度去思考新中国初期私营工商业消亡的原因。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中共所推进的工业化战略同企业经营的矛盾是如何形成的？体现在哪些地方？为实现经济战略目标，中共是通过哪些具体措施逐渐地影响私营工商业，使其一步步地改变固有的生产经营模式的？蓝克利、董晓萍的研究较多着墨于基层政府施策对商铺经营的限制作用，相应地对政府高层工商业政策的变动关注不足，使得上述问题未能获得更加圆满的解释。

通过回顾前人的相关著述，笔者认为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研究尚存在较大的空间。不过，若想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却并非易事，至少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研究视角应立足于私营工商业自身，从私企的生产经营脉络去思考其消亡的原因。同时，又不能离开中央乃至地方的种种政策及政治运动的影响。其二，注意研究的长时段，既要注意还原从解放伊始到公私合营这一过程的完整性，又不能忽视民国时期私企的生产经营方式。换句话说，既要使人知道企业是怎么变化的，又要使人明了它原来是什么样的。其三，应跳出中共对资改造这一固有的分析方式，更多地从中共所推动的经济战略同私企生产经营的角度思考私营工商业的命运。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分析研究能够深化学界对新中国初期私营经济消亡原因的认识。不过，最大的挑战似乎依然是工厂基层档案的开放程度和完整性。（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10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