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研究之回顾与反思【3】

第三类：政治运动对私企的影响和改变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对私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申新棉纺公司劳资双方在抗美援朝运动的鼓舞下生产量大幅增加，技术革新，生产获得显著进步（郭竹静：《建国初期上海申新纺织企业的恢复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第13—14页。）。另有学者虽然也认为上海金融业通过签署爱国公约和业务公约提高了业务额，但也指出“劳资双方的捐献对若干行庄正常经营的影响不容低估”（参见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1949—1952）》，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4年，第189—196页。）。还有日本学者注意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政府对四川民营航运业统制的加强，在政府的运赁、配船、货物三大统制措施的影响下，汽船公社各厂业务遭受重创（〔日〕泉谷阳子：《新中国建国初期の对民营企业政策——“民主改革”?“三反五反”运动と汽船公社の公私合营化》，《社会经济史学》，66:4，2000年，第456—458页。）。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民主改革运动对私营工厂的影响。有学者肯定了民主改革运动对卢作孚民生公司进行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和组织机构增减的意义，但认为民主改革运动也存在偏差，表现在：生产服从革命，导致停产停航的时间较多；打击面过宽，不少熟悉业务的高级人员被调离或受到冲击，伤害了一部分好人；公司的经营管理一时出现不少漏洞，事故频频发生，影响了民生公司扭转严重亏损局面的进程和自我改造的进程。（凌耀伦：《民生公司史》，第413—416页。）还有学者注意到汽船业民主改革在“五反”运动前后内容的不同，“五反”运动前主要是惩处贪污的职员，“五反”运动后则主要是对汽船业的业务改造，汽船业的经营由分散变为集中（〔日〕泉谷阳子：《新中国建国初期の对民营企业政策——“民主改革”?“三反五反”运动と汽船公社の公私合营化》，第459—460页。）。

很多学者具体考察“三反”、“五反”运动对私企经营的影响和改变。有学者注意到“五反”运动引发的私企经济改组，突出表现在私营商业转向工业。同时，该学者以北京商号瑞蚨祥为个案，认为“五反”运动导致瑞蚨祥内部制度的变化，最明显的是职工“小股子”的取消。这斩断了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通路”，使得瑞蚨祥商号多年来的竞争优势开始丧失。（崔跃峰：《北京市私营商业与社会主义改造（1949—1960年代中期）》，第100—101页。）另有学者考察了上海私营金融业在“三反”、“五反”运动前后的变化：在“三反”、“五反”运动前只是数量上的变化，收放款经营也未因政治因素而中断，但“三反”、“五反”运动使私营金融业业务情况急转直下，从业人员思想动摇要求转业以及金融业同业公会被边缘化无法正常运作，私营金融业很快走向消亡。（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

3.关于民族资本家的研究

资本家是私营工厂和企业的创办者和经理人。同拥有较小规模企业的资本家相比，更受学界关注的显然是那些拥有较大产业的所谓民族资本家。目前关于民族资本家的论述尚多集中于人物传记的层面。数量不菲的人物传记大多是对资本家生平经历的平铺直叙，学术意义并不明显。有限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致力于考察民族资本家在国共政权易手前后的艰难选择。卢作孚之所以选择返回大陆，关键原因在于民生公司陷入债务危机，而中共新政权承诺为民生公司向加拿大的贷款做担保并为公司偿付到期债务，这解除了卢作孚的后顾之忧，使其最终下定决心同共产党政权合作（参见袁森：《1949—1956年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年，第26—29页。）。刘鸿生从香港返回大陆的根本原因在于追求在新政权下实现其更大的实业抱负（〔美〕高家龙：《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董浩云之所以最终放弃返回大陆，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即：朝鲜战争爆发后上海航运业的衰落以及中共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郑会欣：《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董浩云在1949年的抉择》，（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0年第1期。）。

二是考察新政权建立初期民族资本家的生存努力。荣毅仁家族在20世纪50年代初申新公司面临周转困难时采取并厂自救，设立总管理处，将家族成员分别掌管的各厂集中管理，实现从无限责任公司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变（参见黄汉民：《荣氏家族企业的公司制度变革》，《近代中国》总第15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54—272页。）。刘鸿生家族在公债认购、抗美援朝捐献、动员同业等诸多问题上同新政权进行的合作。（〔美〕高家龙：《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第317—318页。）尤其是刘鸿生在上海税政从自报实缴到民主评议过程中对当局的鼎力相助，终使上海税政根本改变。（林美莉：《从自报实缴到民主评议——上海工商业税的税政转折（1949—1950）》，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第155—156页。）

三是考察“三反”、“五反”运动对民族资本家的影响。有学者注意到“五反”运动对刘鸿生家族巨大的冲击和心理震撼，但同时注意到“五反”运动中政府对刘鸿生的特殊照顾，“刘鸿生和家人们发现他们不仅在运动中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出任国家领导人”，以至于刘鸿生在“五反”运动后竟将其滞留于香港的八子刘念信骗回大陆。（〔美〕高家龙：《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第318—321页。）

四是考察民族资本家对企业公私合营的看法和态度。有学者认识到上海郭氏家族核心人物郭琳爽对“公私合营”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公司的持续性、结构性的困难使其面临关门的危险，势必选择合营；另一方面又顾虑自己合营后没有地位不能做主（连玲玲：《上海百货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第364页。）。还有学者则注意到卢作孚错误领会政府“公私合营”的意义：政府的合营目的是对民生公司进行彻底改造，将其引入社会主义，而卢作孚希望的是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卢作孚这种认识的偏差导致日后双方的不断摩擦。（赵晓玲：《卢作孚之死》，第163—168页。）

4.以讲述私企合营过程为目的的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基层工厂商铺档案的开放，旨在完整讲述私营工商业走向合营的具体过程的论著日渐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选择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来呈现这一过程。除前文已涉及的相关论文外，还有王作懋的《国家权力与公私合营——以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为中心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6年）、史长瑞的《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赵伟的《解放初期上海典当业的管理与改造》（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梁义的《制度建设与社会转型——以建国后国家对中兴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9年）、李靖的《苏纶纱厂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0年）、李荣峰的《广州私营进出口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硕士学位论文，华南师范大学，2010年）等。这些论著的价值在于史料大都来源于各工厂、企业的基层档案，又比较清晰地展现出中共对资改造政策在各地或各厂的具体推行及其演变，使读者知晓不同企业走向合营的具体经过。同时，因为越来越多地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故能够更多地关注到企业自身的情况和企业主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这表现在：学者们对私营工商业消亡的原因做了多角度的解释，具体考察了私营工商业在新政权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中的种种改变，对民族资本家的一些较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利用基层工厂企业档案较为完整地还原出私企走向合营的过程。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私营工商业研究已经逐步走向以档案文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而私营工商业自身的情况也越来越为研究者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