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和南昌起义【2】
（三）
在蒋介石的口气里，北伐好象是他提出来的，并且在“中山舰事件”期间，他诬称苏联顾问某某等三人阻挠北伐。这三个顾问也确实在“中山舰事件”后辞职回国了。
对于北伐，北京中央特别会议的3月14日通告（第79号）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说：“这个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跟着又说：“……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中最后说：“真正爱国民众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旗帜之下，助成他的北伐使命”。但是5月7日的中央通告（第101号）又说：“目前只要广州政府及北方国民军能守住现有的实力，等待直奉冲突之到来，已是很大的胜利。”6月陈独秀致信蒋介石，承认：“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主张目前广东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累实力之可能”。奇怪的是7月7日陈独秀发表一篇《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向导》161册），他不认为革命有力量向外发展，而是要防备吴佩孚进攻湖南对广东的威胁。他着重的在文中说了一长段这样的话：“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的响应反赤。”并且最后说：“所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在广东和中共有关系的群众组织怎么样呢？4月20日，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同日致中国第一次农民大会的信，没有涉及北伐的内容。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也没有涉及北伐的内容。
但4月10日的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决议案，最后口号的第二条却有请愿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好象北伐这件事，国民党还没有什么想法，而我方提出了要求。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它的口号的第二条却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就是这个农民代表大会，在其全国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报告的决议案后，又提出三条口号：革命的出路是广州政府北伐！拥护广州政府，扶助广州政府北伐！打倒张吴，北伐成功！这就是说，我们拥护或者赞成北伐了。可是这些在4月、5月提出口号赞成北伐的，都是广州或广东的地方工农组织。直到7月底才发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的宣言》。全总宣言对北伐的态度稍微积极了一些，但基调和陈独秀的文章大体相当。它提出：“国民革命军应宁为拥护民众利益和自由而败，不肯牺牲民众的利益自由而胜，因为这是国民政府北伐与一切国内战争不同之点……”依照陈独秀的说法，就是北伐的时机没有成熟，不仅广东是个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南方的劳动群众也没有起来打倒北洋军阀的要求。
7月31日中央忽然发出《通告》第一号，改口说：“现在吴佩孚不但是没有力量去南征，即其自身之存在亦尚成问题。”又说：“而革命潮流则随北伐军之进展而上涨，广东政府之北伐已成为全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又说：“在一个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时吴既失势，正是革命势力伸张之机会，更须北伐。不过我们虽极力赞助广东政府之出兵，同时须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1、令民众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工作；2、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3、为北伐而先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更奇怪的是规定“在此时期中我们总的政策口号”是国民会议，而不是和北伐直接有关的，争取最后胜利的方针政策。
国民会议的问题是1923年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来的，要求国民党牵头，号召全国商工农学派代表参加全国会议。因为国民党不行，就要上海总商会来当发起人。这个主张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反应。1924年利用孙中山北上，中央又提出各地应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开展活动，同时党中央和团中央联合发出通告，定出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这个口号一直延续下来，到1926年北伐已经开始还是丝毫不变。大革命失败之后，这个口号才自然消失了。
从上面有关文件看来，对北伐这一带号召性的军事行动，党基本采取消极态度。对北伐的总的看法是，这是国民党的事情，几乎和共产党无关。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不是无产阶级的事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最多不过是“扶助”、“拥护”而已。这种指导思想，表面上看来是很有群众立场的，是保护了群众利益的，但是它只突出了北伐与工农群众的矛盾，没有看到军事上的胜利也是革命的胜利，军事上的失败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的失败。至于说时机不成熟，更是一种对当时社会形势的错误估计。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北伐会获得那么大的胜利，人民群众会给战斗部队以那样积极的支援。在北伐路线上，简单的定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四省，而事态的发展是直隶并没有去，河南仅在后期去打了一下奉军，随后便撤下来了。而军事行动所涉及的地区如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这些省却一字未提。对于战争的结局，甚至分析到可能出现蒋（介石）冯（玉祥）孙（传芳）联盟，这将是一个进步的局面。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党中央在整个北伐过程中，对好多关键问题，其方针政策要么是摇摆不定，要么是模糊不清，以至最后发生蒋介石、汪精卫的彻底叛变，夺取了胜利果实，中国人民重新陷入灾难的深渊。对此，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应该负重要责任，从反对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开始，他一直是错误的。
这些事件，今天是比较清楚了，但当时并不如此。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独立的军事力量问题、汪精卫、蒋介石的性质问题等等，作为一个普通新党员的我就是不懂，非常幼稚，听命于中央，听命于上级。急风暴雨的一年，哪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四）
北伐开始的时候是夏初，部队已发现霍乱，特别是进入湖南的郴州和衡阳一带，霍乱传染尤为厉害，很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成为心理上的一种负担。除了多带一点酒精棉花以外，对个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至于说行军准备，如水壶、指南针、图囊、雨衣、油布，或者陆军呢的绑腿等等，都可以在广州买到。那时广州的百货商店里都是从香港进口的外国货，陆军呢的绑腿就是英国货。个人装备总算应有尽有了。
7月中旬总政治部离开广东北上，在出发前，何香凝为总政治部科长以上的干部设宴饯行。邓演达带头参加宴会，另外还特别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何香凝发表了一篇鼓励大家争取北伐胜利的即席讲话，但还没讲上几句，就一边讲一边哭，为廖仲恺诉冤。据说廖仲恺牺牲以后，每当遇到这种场合，何香凝总是要哭一场。当然这也不会影响饯行。最后由邓演达带头向她道谢。
广州市公安局长李章达也为我们送行。他是以前大元帅府警卫团团长的身份为我们送行的。为什么他要出面给政治部的人送行，我说不出什么理由。可能是因为他和邓演达关系不错的缘故。
孙濬明也为总政治部的四川同乡饯行，同时请了一些其他的同志，地址在原财政部附近的八景酒家。他同邓演达在德国就认识。总政治部开赴前方以后，邓演达就委托他当总政治部的留守处主任。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周恩来、郭沫若、陈莘农（启修）、吴明（陈公培）、朱代杰、李陶（硕勋）、欧阳继修（阳翰笙）、周逸群。据说还有段雪笙、张斗南。另外还有些什么人就记不得了。1927年4月，因为广东形势已开始恶化了，孙濬明离开了广州，到上海后被白崇禧逮捕，据说4月25日就在龙华牺牲了。1927年5月，我从上海回汉口后曾写了一篇哀悼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出发时，少数人坐火车，从广州黄沙车站上车到韶关，大多数人是步行，要经过花县、源潭、连江口、英德、马坝才到韶关。到了韶关以后，连我们坐火车去的人，也要徒步前进了。大体上沿京广线南端向北，由韶关到乐昌，翻过大瑶山（这个山现在由于修衡广线的复线，已打通了一个30多里长的隧道），下山就进入湖南境内的郴县，而后奔耒阳，进衡阳。县与县之间究竟渡过什么水，经过什么市镇，每天在哪里宿营，已经不能确指了。现有的印象是，在徒步行军中，很少进入村庄或民家，都是露天宿营。营地都选在周围人口少、宽敞和水源清洁的地方，主要为了避免霍乱的传染。看来还有效，在这支队伍中，没有发现霍乱症。到衡阳以后，缘湘江坐木船到长沙。那时湘江的水流不畅，木船行驶起来经常搁浅。虽然是顺流而下，并不很快，但总比徒步行军省力多了。我们还是勉强坐木船到了长沙。邓演达、铁罗尼、郭沫若和我都在一只木船上。
到长沙以后，住了几天。唐生智早已在长沙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部，他当军长。我们前去拜会，他请我们吃了饭。我们还去找了湖南省委的同志，因为有些事情要请他们帮忙，有些事情要跟他们通气。我认识了省委的负责同志夏曦（曼柏），这个同志看起来很潇洒，并且一口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总政治部在长沙招了200多名的宣传队员。其中有好多青年团员和党员，都是由省委动员来的。他们还开了一个名单给我，凡是名单上有的，我们都录取了。此外，利用长沙的印刷条件，我们又印刷了一大批标语。这对长沙印刷业来讲，是很大一笔生意了。那些印刷店的老板，接受了印刷任务以后，大包小包的，给我送来了好多礼品，里面还有没有见过的人参。当时认为，这是向我行贿，侮辱了我，于是大训了他们一顿，把东西都退回去了。用一句现在的北京话，真可谓“不要白不要”了。当时有两个办法，一是把东西退回去，要他们对印刷费再减些价，二是收下来交公。简单的退给他们，实在是便宜了这些小业主。
这时，前线的军事发展很快，第四军独立团、第七军很顺利地攻下了汀泗桥、贺胜桥，打垮了吴佩孚的军事力量，迫近武昌城。因此我们赶快离开长沙，向武昌徒步前进。我们到了汩罗以后，向右走通城，直插羊楼司、羊楼洞，再沿铁路线到蒲圻。到了蒲圻，邓演达、郭沫若就丢下我们，搭一辆军车，经过汀泗桥、咸宁和贺胜桥，直奔武昌。剩下的人，由我带队，骑上他们丢下的马，跟在他们后面，赶到武昌去。
大家都知道，消灭吴佩孚的队伍，是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打了两个非常激烈的大胜仗，占领汀泗桥是8月27日，占领贺胜桥是8月30日。由于白天黑夜地赶，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战场还没来得及打扫，击毙的吴佩孚士兵，有的横躺在铁路边上，有的浸泡在两个桥下面的水里，空气中散发着死人的气味。马遇到了死人挡路，不肯前进，还得勒住马，躲开这些死尸。而死尸又是成片的，完全是一个刚结束的战场景象。至今想来，既有胜利的气氛，又有战场的惨状。我们没有打扫战场的任务，目标是向武昌迅速前进。等到过了贺胜桥，才平静下来，策马向武昌前进。我是学生出身，没有当过军人，没有参加过战斗，这是我一生军事生活的开始。
接近武昌以后，武昌还有吴佩孚的陈嘉谟、刘玉春固守着，没有打下来。我们就暂时设营在从前南湖的陆军小学的旧址。这时也无所谓政治工作，邓演达是个军人，是个指挥员，怀着很浓厚的兴趣去参加制订打武昌的军事计划或者去指挥打武昌的战斗。对武昌的强攻有过两次，9月3日晚上是第一次，邓演达、郭沫若都去了。但准备不足，敌情不明，所以没有能够攻进城去，自己反而有伤亡。第二次是9月5日晚上，准备组织敢死队架云梯爬城，由李宗仁指挥。但是城墙太高，梯子绑得太短，连城垛都靠不上。绑梯子的事情，总政治部的人也参加了。但是这次的攻击仍然没有奏效。
这时，对武昌改为围而不打的方针。其他的部队都调到江西前线去了，只留下第四军围武昌。想用挖地道爆破的方法破城，铁甲车上加沙包作为掩护，迫近城墙，请煤矿工人来帮忙挖地道。但这样毫无掩蔽的作业，自然为城里的敌人所侦悉。9月16日，敌人强力突击，这个计划也就继续不下去了。但敌人被围困已经有20多天，既没有什么援军的希望，城内粮食又开始发生恐慌，弹药消耗得也差不多了，士气也更加低落了。所以到了10月10日反而轻而易举地就攻占了武昌。邓演达从中和门随攻击部队进入武昌。至此武汉三镇就全部克复了。
在攻打武昌的时候，邓演达、郭沫若、苏联顾问铁罗尼、俄文翻译纪德甫和我，都迫近武昌城下去观察敌情。大概我们隐蔽得不好，被陈嘉谟的士兵在城墙上发现，就开枪向我们射击，纪德甫中弹受重伤，不幸牺牲了。洪山东麓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功臣阵亡官兵烈士墓，当时，纪德甫只草草掩埋在洪山脚下。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3月，我在《流沙》上写过一首诗，叫《春之奠》，就是献给这位同志的：
前年的春天，
我们在炎炎的南国相见；
今年的春天，
我高举起一杯苦酒相奠。
武昌城外怕已生磷的枯骨之魂哟！
生机之能灭了，
一般这便是“死”。
但他们说你永生，
你负有“烈士”之名。
我亲眼看见是
你的血并未染出半朵自由的鲜花，
从棺材中把一点一滴的尽浸入泥沙。
至今有谁记着？
土家中怕只有子弹与枯骨相亲地长眠，
唱不出“不朽”二字，白杨树上的啼鹃。
模糊的影像里，
高不过五尺，圆径不过一丈的馒头一个，
不是丰碑，是细长的木牌上题着“阵亡战士之墓”。
前年的春天，
我们在炎炎的南国相见；
今年的春天，
我高举起一杯苦酒相奠。
武昌城外怕已生磷的枯骨之魂哟！
北伐，我只亲身参加了攻打武昌的战役。打湖南、打江西以及打湖北等其他的地方，我都没有亲身参加。这次军事行动，一个在中国军事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军队比较守纪律，人民群众支持这支军队。当然，这支军队还不是新军队，还有很多旧军队的成份和习气，但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支军队和旧军队不一样。军队在行动中，不需要怎么强迫，就有本地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农会等派出向导；有什么弹药、粮食要运输的，也有群众组织帮忙。军队不需要去讨人怨恨地拉夫。在战争中，也有群众组织起来，自愿去打探敌情，而且报告的消息准确。对伤员，群众也会组织起来，把他们运送到后方救护站。这种情况，就是那些旧军队出身的军官也颇为感动。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组织，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同时部队里面的政治工作人员，发挥了军队和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并直接对军队做了有效的政治工作。这个政治工作是从苏联学来的。部队调整了官兵关系，吃空额的现象和打骂士兵的现象都大为减少了。军队压迫人民的现象也减少了。群众拥护这支军队。这种情况在以前的中国军事史上是没有过的。
在部队9月6日攻克汉阳、汉口之后，总政治部就搬到了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地址在今汉口路中山大道），开始办公。只有邓演达等少数人，留在南湖参加军事指挥。邓演达搞了个专用渡轮，从武昌经过鹦鹉洲到汉阳，又从汉阳过浮桥到汉口。武昌克复以后，因为湖北省政府设在武昌，他仍然用这个渡轮来往于武昌、汉口之间。我们有事去武昌也乘他这个渡轮。
邓演达在总政治部也有一个主任办公室，因为他要照顾省政府和武汉行营的工作，他到总政治部的时间很少。说是主任办公室，还不如说是我的宿舍。我在里面架了一个行军床，办公、吃饭、睡觉，一天24小时都在那里。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还走到江汉路一个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吃几片三明治，作为夜宵。
那个时候我管文电处理，汉口电报局在总政治部里面设了一个分机，可以直接接收发电，处理起来比较快。至于说文件处理，开始我完全是外行，有好多当时实行的文件规格，如象什么叫“等由准此”，什么叫“等因奉此”，都得从老文书股长那里请教，他懂的东西很多。幸好在文件处理上他已做了个初步的加工，如来文的摘由，发件是由八个字拟定，即所谓“由头”。同时，文件本身带有很浓的官僚主义性质，或准或驳都有往例可寻。我只是对来文核定处理意见，或对发文稿加以改定。最后的手续是“画行”。照理这些画行都应是主管长官的事，譬如说总政治部的发文，画行的应是邓演达。其实这些例行公事，主管长官也管不了，因为太多。事情当然就落到了秘书的身上，画行既然不是邓演达，就由我来写个“行”字，但一定要在行字下，加“李代”两个小字。更重要的是，要盖一个我的图章。但是也有极少数的极重要文件，抽出来由主管长官自己画行。“李代”的意思，就是李某人代替邓某人，等于还是主管长官自己签署的；代画行的人对于那个文件既没有法律地位，也没有法律责任。至于画行的“行”字，现在看来是很可惊异的，每个人的画法都不一样，五花八门。有的人写楷书，有的人写行书，有的人写草书，有的人写狂草。字的大小也不一样，有的人写得很小，有的人写得很大，大到跟文件稿的字不相称的程度。还有的人写得很长，长到占满直行文件的上下格。画行都是用毛笔，比现在人用圆珠笔、用铅笔画圈圈，麻烦多了。不过，当时也有当时的好处，只要我画了行，签了字就算数，不需要找第二个人去画圈圈，除非这件事是两个机关、三个机关出面，才会出现两个圈圈或三个圈圈。
公文的处理，我是要求快速，稿案无留牍。当时的文牍主义很厉害，芝麻大一点事件都要上行下答变成文件，数量就很多。幸好分类、摘由、拟稿、誊抄、监印、入档等等都在文书股，我只画行。但那也不得了，每天少则一百多件，多到三百多件。在画行下笔以前，你总得大体上看看，这就变成了很繁重的劳动。每天有时还要开会，有时还要商量点什么事情，所以为了画行，我就搞到半夜去了。当时年轻，还有那么一股劲，也不觉得苦。搞这个东西，我顶怕弄得不好，文书股来挑眼，因此费尽心力，适应文牍主义的要求。最后，那些老文书都不得不佩服我对有些问题比较复杂的文件处理得比较精明，特别是稿案无留牍，更加使他们惊异。邓演达因为事情多，又是行营又是省政府，也信任我代他处理这些文件。从进入汉口到离开汉口赴南昌这几个月，在文件画行上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事故。以后我在工作中，处理过不少机关文件，也起草过不少机关文件，这段文牍主义的学习和经历，给我打下了一个基础。
总政治部有两辆汽车，一辆归邓演达专用，一辆归科长级公用，但实际上是郭沫若用得多。那个汽车的派头，完全是从北洋军阀那儿学来的。当时汽车门下面，有一条长的踏板，打开门后先踏上这个踏板才能进去。车门关了以后，这个踏板还依然露在外面。北洋军阀利用这个车子的踏板，再在车前挡风玻璃左右的钢柱上，焊上两个把手。车主人的警卫人员，在左边的就站在左边踏板上，右手拉住把手，左手提驳壳枪；反之，在右边的，一样地站在这个踏板上，左手拉住把手，右手提驳壳枪。车子在汉口市上开起来好威风。有时我和邓演达或郭沫若坐这个车子时，也分享了这个威风。现在闭起眼睛一想实在好笑。这种军阀架势已成过去了，但军阀利用汽车摆威风，让两个警卫员站在车门的左右，也可算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了。
湖北和江西的战事结束以后，10月20日在武汉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阵亡烈士追悼会。这是由总政治部主持，与武汉各团体联合举行的。这个会是由邓演达代表总司令部讲的话，蒋介石在南昌没有来。但郭沫若代蒋介石写了一幅挽联，一共16个字：“嗟尔忠魂，恢弘党国；存吾浩气，涤荡河山。”我想这是郭沫若代笔当中最好的作品了。这个口气当时只能是一个总司令的口气，蒋介石是不是当之有愧，那就不去讨论它了，只有凭郭沫苦的天才才能写出来。
总政治部的构成从党派来讲，基本上就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从籍贯来讲，主要的干部四川人最多，原宣传科长、后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秘书长朱代杰，秘书李民治，社会科长李合林，都是四川人，其中郭沫若那时还不是党员。此外，党员很多，他们不是四川人，如章伯钧、胡公冕；还有一些党员的股级干部，如袁文彬。其他则以广东籍干部为多，主要的有郭冠杰，属于邓演达系统的。当然也还有江苏人如季方，福建人如江董琴。总政治部内部逐渐地就有了四川和广东籍贯上的矛盾，也表现为郭沫若和邓演达的矛盾，实际上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矛盾。这个矛盾，虽然有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表现形式，但实际很简单，不是政治上有什么分歧，政策上有什么分歧，而是集中在两个人事上：（一）在提级和定级问题上，即军阶问题，邓演达对于四川人，对于共产党员总是想把军阶定得低一点。如把中校定为少校，把上校定为中校之类。我们就极力反对，甚至于原来定为少校就可以的，我们也力争定为中校。（二）许多重要工作，他首先照顾的都是广东人，都是国民党员。譬如说宣传大队长，他的提名是季方，我们的提名是胡公冕，争了好久定不下来。胡公冕并不是四川人，但他是共产党员。这种情况，引起邓演达的极大不满，认为这几个四川人太跋扈，认为四川人在这里有意培植四川势力。其实情况不是这样，我们不想培植什么势力。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拚命工作，不偷懒，邓演达本人也并不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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