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和南昌起义【4】

（七）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许多经验教训。在军事上，主要是共产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武装，而不能依附在国民党底下，只当政治工作人员，因为情况一变，政治工作人员就没有立脚的余地了。大革命时候的第一军是蒋介石自己掌握的，第五军是广东军阀队伍，没有参加北伐，我们就不必说他了。参加北伐的二、三、四、六军，我们党派去的都是政治工作人员，连师团级的指挥员都没有（叶挺除外）。南昌起义，在军事上主要还是靠几个有直接指挥权力的师长或团长，但还是发生了蔡廷锴那样的事情。他一出南昌，竟然把政治工作人员和一些中下级指挥员礼送出部队，自己开向福建，我们这个师也就没有了。可见掌握部队只有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行的，必须有从上到下的军事指挥员。可惜当时政治上对军队作用尚认识不清，军事人员也很少，所以吃了亏。这件事情共产国际后来也很清楚，说是中国革命是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井冈山红四军的建立和它的斗争，逐渐形成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党觉悟到这一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这支部队，不仅要有觉悟的指挥员，而且要有广大觉悟的战斗员。大革命后期，党员最高军阶是副军长兼师长，而党员政治工作人员早就是军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没有革命群众，而只有一些军政干部，不能形成一个革命的武装集团。当时，军队开党员会议时，到会的绝大部分是校、尉军官，士兵党员很少，有几个独立团的党员士兵在座是非常显眼的了。士兵党员如此之少，支部就无法建立在连队上，只有独立团少数连有支部。井冈山朱毛会师以后，士兵党员才多起来，普遍把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这样，自然形成了一支真正为人民解放而战斗的群众武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支队伍都能确保是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我想大革命失败的军事教训，总的来说，第一，要有一支各级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的武装；第二，这支武装要把党的基础建立在连队上。

郭沫若脱离了总政治部之后，改任第二方面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总指挥是张发奎（字向华）。以南昌政治部的班底成立这个政治部，时在7月底。那个时候武汉是乱哄哄的，党虽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方针并不明确，思想并不统一。我在武汉无事可做，要在武汉等出个什么名堂是等不出来的，而且好多人都已经离开武汉去九江，去南昌。这时张发奎在九江，郭沫若也在九江。我只好离开武汉，去九江报到。到九江报到后，首先感到的到不是政治危机或者军事危机，而是经济危机。在九江，武汉中央银行的钞票一天一天的不值钱，一个人吃一顿饭要10多块钱。拿那时九江生活水准来说，吃一顿好饭一块钱也就很够了。物价高涨，市场混乱，对这种情况，我们是什么办法也没有。至于政治军事问题，究竟怎么搞法，在党内也是各说各的，一下也弄不清楚。

这时，郭沫若带了几个人上庐山去了。8月1日下午张发奎通知我，要郭下山。郭下山后就去找张发奎，张告诉他，南昌已经成了国民党革命命委员会，名单有你也有我但是我是不会去的。他问郭何去何从，并表示可以继续留在他这个方面军，当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张希望他留下来，但又说，假如郭想到南昌去，他也不勉强。郭沫若当时表示，他不好留下来，既然南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有他的名字，他就应该去。

张发奎答应郭沫若把这个政治部带到南昌去，并且派一只汽船，从湖口经过过鄱阳糊进入赣江，把我们送到南昌。但是，当我们回来正在打行李准备上船的时侯，张发奎又打电话来，变卦了。托辞没有汽船，只能派一辆摇车（铁路上用的手摇的急救车，只能坐四五个人），送我们去南昌。至于哪些人去，由郭沫若自己选定。这下就没有办法了，所有交通工具都在张发奎手里，我们也搞不到什么汽船，这个政治部，连人带物，就只好全交给张发奎了。虽然群龙无首，但我们也不能把政政部的党员留在张发奎那里。于是决定政治部里的党员全部撤出来送回上海，由潘汉年带队。政治部里非党的工作人员都留给张发奎。政治部的主要物资，特别是一些枪支弹药，我们就交给当时在九江负地方工作的陈奇涵了。

摇车到手以后，上摇车的人只有五个。郭沫若带一个警卫员，我和欧阳继修（欧阳那时是第四军政治部的秘书）加上梅电龙，他那时是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师长缪培南）政治部主任。这样，我们坐上这辆摇车，沿南浔路（南昌——九江）到南昌去了。但是路上又起了两个波折，并不顺利。

一是当天傍晚的时候，来到张发奎部队的警戒线（德安），被当地驻军拦住，不准我们通过。我们把张发奎的手令（张亲笔写的一张小条子，通知前线部队让我们出境的一个命令）给他看，他也不相信。我们就被扣在那个地方，找连长也不行，找营长更不行，营长以上就没有人了。天一黑，只好守在摇车上。第二天天天刚蒙蒙亮的时侯，才予以放行。这时己经是8月4日早晨了。

二是我们的车子到涂家埠以后，在车站上停下来，这时车站上有一辆火车头。我们想要求火车站站长，把这个火车头向南昌开，比我们坐摇车快。但是这个车头上趴的全是在南昌缴了械的第三军朱培德部的散兵。这就引起了一个矛盾。我们要向南昌，他们要向九江。这些散兵又跑到摇车上抢我们的枪，并且打我们的人。众寡悬殊，我们当然打不过他们，幸好我们躲进了站长的房间，才免于吃大亏。那个站长很机灵，他立刻吹哨子叫开车，火车的汽笛一响这些散兵立刻把我们甩掉争着跑回去，爬上那辆火车头。但究竟我们还是挨打了，郭沫若和我，还被抢去了两支驳壳枪。我们也只好依然坐摇车离开涂家埠前进。

要是没有这两番周折，我们可能早就到南昌了。摇车到牛行车站的时候已是下午了。在当时的军事情况下，牛行车站没有什么人，赣江上也没有渡船。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南昌的警戒线不放在牛行。想了好多办法，才和南昌打通关系，南昌才放了一只渡船过来，把我们接过赣江。

到了城里才知道部队明天早晨就要离开南昌向广东前进，因而大家都忙忙乱乱的。南昌前委只简单地听了一下我们脱离张发奎部队赶到南昌的情况。郭沫若作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兼总政治部主任，当然跟着革命委员会的建制行动了。欧阳继修被委任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政治部主任。师长是古勋铭，国民党左派军人。梅电龙任二十四师第七十团的党代表，团长是刘明夏。我任参谋团秘书长。当晚，四个人就分开了。参谋团主任是周恩来，参谋长是刘伯承。现在一些记录说周只是参谋团的成员，完全不对。主要因为只有一个政治上的革命委员会，没有一个军事上的总司令部，而刘伯承用参谋长的名义也不能指挥整个部队。周恩来既是参谋团主任，又是党的前委书记，所以实际上他就是这支起义军的总司令。在整个起义过程当中，我还经常和郭沫若见面，但同欧阳继修和梅电龙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起义失败大家回到上海。

这支起义部队其实也并不稳定。参加起义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出了南昌到进贤境内，就脱离了指挥，带着这个师单独向福建开走了。直到他这个部队的共产党员被他礼送出部队以后，我们才知道。这又少了一个师的兵力。给朱德一个军的番号叫第九军，他任军长，实际上并没有自己的部队，只有一个空的军的番号。在部队进入广东韩江地区，留下十一军周士第师住大埔的三河坝，向梅县方向警戒，归有军长衔的朱德指挥。所以这个师在南昌起义失败以后，经过许多的周折和战斗，一直由朱德带领着，1928年才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汇合，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随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部队向广东前进的时候，在江西会昌和广东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仗，把广东军队击溃和消灭了一部分，并占领了会昌城。陈赓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负伤的。这次胜利，保证了这支部队向广东的顺利前进。钱大钧是敌南路指挥，所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共10个团，还有桂军黄绍竑部7个团。我方由朱德指挥的是教导团和第二十军的一部分；叶挺指挥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位于瑞金附近。

南昌起义部队离开江西入福建以后，驻在汀州上杭地区。当时邓子恢、张鼎承正在那里搞农民运动，渴望得到一支军事力量的支持。若是这支很整齐的武装，不去打广东，而是留在闽粤赣这个三角地带，一面巩固，一面扩大力量，是会取得很大的成果的。可惜当时只有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概念，没有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概念；只有建设城市根据地的概念，没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概念。虽然后来仍然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赣闽粤苏维埃根据地，但已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的事情了。在这点上，我们都要佩服毛泽东同志搞农民战争的战略指导的远见卓识。对于农民这个阶级的社会地位，生活情况，心理状态和它的历史渊源，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没有第二个人比他在这方面有更好的真知灼见了。

离开南昌以后，经过抚州（临川），那时侯还是夏末，抚州还有很好的西瓜。过宜黄、广昌、石城到瑞金，都是平路，或稍微有点丘陵，全靠步行。在瑞金的时侯，周恩来同我商量，要介绍郭沫若入党。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还是组织上要他入党在先，现在无从说起。我看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时作为郭沫若来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瑞金到江州要翻一个武夷山脉，也不觉得很高。只是后来走得太疲劳，见了水就想坐船，全不了解江的上杭到永定这一段全是礁石，而且水的落差很大、很急。我们们搞到一只船后要船夫向下游开，老船夫向我们做了许多解释，全是福建话，我们听不大懂，只一个劲儿要他向下游开。船是开出去了，久就发觉这个船已落到急流当中，下游屡见礁石，要想靠岸也不可能了。我们前面有的船已被打碎了，有的人趴在礁石上，毫无办法，我们也无法停下来救他们。所幸我们这个老船夫本领很大，熟悉水性，把那些礁石绕过了，很快地到了永定，水流才平缓下来。我们这几个坐船的丘八对于这个船夫真是感激不尽，现在有漂流黄河的英雄，有漂流长江的英雄，经过这段急流，我们也算是漂流汀江的英雄了。

从永定进入广东，到达大埔的三河坝时，我得了急性肠胃炎。在三河坝镇上，找到个卖药的医生，也没有什么药，他给了我一杯白兰地，居然酒到病除。至今我还相信白兰地可以治这类肠胃病。我们在三河坝没有停留，直奔大埔。我们住进大埔城里的一户人家，弄午饭吃。一打听，这是邹鲁的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拿他家里的米菜弄了一顿饭吃。部队南下经过潮安到汕头以后，向揭阳、普宁方向攻击前进，企图进入海陆丰地区。在丰顺的汤坑地区就跟敌人遭遇了，9月27日、28日连打了两天很激烈的仗因为二十五师留在大埔的三河坝，还有二十军的第三师留在潮安了。我们参战的只有叶挺一个师，贺龙两个师的兵力，人数不过六七千人。敌人却有一万多人。我军在汤坑一带牺牲颇大，作战失利！

在汕头的时候，传来的前线消息很不好，部队大约在9月29日、30日分别撤下来。同时也不能够孤守在汕头，因此汕头的人马和部队集合起来，避开敌人，还是向海陆丰地区前进。因为那里经过杨殷和彭湃工作，群众基础好。但这时部队组织比较松散，纪律不严格。我虽向刘伯承同志提起，我以为他是参谋长，说话会算数的，但他只是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他也指挥不了什么人，这支部队，那支部队，互不统属，行军速度很慢。10月4日下午部队行军到揭阳流沙，前面的山头上，聚集了一些人，人数不多，向我们开枪。这下部队就乱了，各不相顾，没有部队担负掩护，没有部队向山头反击，也看不见一个指挥员站出来指挥部队的行动。时间是很快的，一转眼就到了黄昏了。这时我周围除了一个参谋团的参谋，和几个潮州同志以外，更无别人。我们只能打自己的主意。我是四川人不会讲广东话，那参谋（大概黄埔四期或五期学生）是山西人，也不会讲广东话。我们只能听这几个潮州同志的安排了。因为他们都会讲客家话，也有群众关系，还熟悉社会情况。确定的方针大体是我和山西同志经香港回上海，他们则把我们送离广东以后各自回家。犯难的事情是我们两个人身上都没有一个钱，怎么筹到回上海的路费。我突然想起我们进入汕头的时候，曾和郭沫若去过创造社在汕头的出版部，可以冒一个小险，回到汕头，去向他们借几个钱，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汕头去香港交通也方便。因此大家都同意，我们一起去汕头。我和山西同志夹在几个潮州同志中，什么话也不说，不分昼夜地向前赶，不知在一个什么小站赶上了潮（安）汕（头）铁路去汕头的火车，我们就大摇大摆地坐上去了。这条路是1904年到1906年，由华侨资本修成的，是条窄轨铁路，全长共39公里，1939年日寇入侵汕头时，被拆毁了。

我们到了汕头一打听，汕头驻军是薛岳，我想不怕，即或出问题，我们还有一面之缘。当然最好不去碰他。打定主意后我们径直到创造社的汕头出版部（地址在汕头外马路张园15号二楼），找到他们的经理梁海生直说，想借几个钱去香港。看在郭沫若的面子上，或者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同情，他慷慨地借给我们30块钱。潮州同志还帮忙，给了我们一个广东省委在香港的通讯处。谢别了潮州同志和梁海生，我们便动身去了香港。那个在香港的广东省委通讯处还是很灵的，接上关系，发了我们两个人每人一张去上海的三等船票，又发了20块钱的港币，可以买点什么东西。广东穿来的衣服是根本无法穿到上海的，那是在流沙的那天晚上为替换军服，由潮州同志从老百姓那里收集来的广东式的普通布衣服。我们想再向省委要点钱，省委未给。我们只好勉强回上海再说。在船上我又碰到了李立三、林伯渠，没有贺龙。大家也不好打招呼，只好点点头，笑一笑。大概这一路很疲劳了，一倒在铺上，就睡熟了。等到醒来时，已经睡了20多个钟头，以为是第二天，其实已经是第三天了，一直也没有吃饭。

从1926年春天离开上海到广州，到1927年秋天又从广东回到了上海。那个与我同路的黄埔毕业的参谋，山西同志，他接上党的关系以后，单独回山西去了。可惜我现在已忘掉了他的姓名，一个在革命战争失败的艰难时期和我共患难的同志。

后来才知道在流沙袭击我们的是当地的地主武装民团，人数并不多，武器也不好，但是我们却被他们打散了。南昌起义的希望寄托在朱德同志身上。

南昌起义失败了，大革命也失败了。这是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大革命最高潮时中共党员有7万人，到1928年就只剩下1万人，减少了85%。这还包括了在农村中进行武装斗争的党员，这部分同志恐怕比在城市里坚持地下工作的党员人数还要多。

脱党的情况在武汉极为明显。8月初，武汉国民党颁布了《清查共产党员办法四项》，其中第三项就规定：“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因为登脱党声明的人多了，以致汉口《中央日报》还专门登一个启事说：“奉中央命令，关于党报登载脱离共产党或声明非共产主义启事，非经汉口特别市党部改组委员会审查盖章，不得登载。因此，本报自即日起，凡不合上项手续的启事，一概不代刊登。”

这种启事报上天天都有，少则一两人，多则10来人。启事的格式大概是这样：

（一）我曾误入CY，旋因该团不合国情，已于4月间脱离关系，特此声明。

（二）敝人曾经由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因政见不合，早已退出，特此声明。

（三）我以前被人引诱加入共产党，我本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共产主义。现在看见中央命令，晓得共产党是一个叛国害民的党，特此登报声明，决与该党脱离关系。

当然这些人都是湖北本地的一般的党员团员，形形色色就不去说它了。

既脱了党，又在这时候跳出来反共的，其丑恶无过于周佛海了。他的所谓《逃出了赤都武汉》，就是他制造的关于武汉中国共产党内部情况的种种谣言。他预料自己可能在上海被捕，事先写成这篇东西，作为被捕时证明他周佛海早就反共拥蒋了。果然靠这篇东西救了他的命。这种人后来当汉奸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在脱党的人数中第一位的当是那些消极分子。他们自谋职业，隐姓埋名，对党亦没有什么危害。虽然如此，其中也有少数人自觉“高明”，认为革命失败都是你们这些人搞“左”了，甚至说出“为什么象苍蝇那样向窗玻璃片上盲撞便算不落伍？”“这出路差不多已成为‘绝路’，现在不是已证明得明白？”第二位的就是脱党分子，他们找着一些门路，投降蒋介石，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也有些人去参加汪精卫的改组派，或者邓演达的第三党。但是也有少数人，即或留在党内，特别象陈独秀这个小集团，搞分裂活动，自然也只有被开除党籍一个下场了。总之，聚变在一起了，一霎时的风雨变幻，又裂变为多种形式的社会成员。聚变和裂变交替不断地变。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