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和南昌起义【3】

（五）

武昌克复以后，武汉统一，也就是湖北统一。加上蒋介石亲自率队打江西，并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南昌。1926年冬季到1927年夏秋季，邓演达的政治、军事地位和权力都有提高或扩大，除了任总政治部主任以外，还兼任蒋介石的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样，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就一个在南昌，一个在武汉，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折中的解决办法是，武汉总政治部不动，另外组织一个小总政治部，到南昌同总司令部在一起。因此，就任命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去南昌，随同总司令部主持政治部的工作。编制比武汉总政治部小，级别低一级，譬如武汉总政治部有科股两级，而南昌总政治部只有股没有科。编制大概是组织股长陈必贶，宣传股长潘汉年，社会股长袁文彬，党务股长辛焕文，我当秘书长。机关就设在南昌百花洲的江西总商会。政治工作主管的范围就是江西，即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部，鲁涤平代军长，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军朱培德部，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朱培德后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第六军程潜部，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伯渠）。

这个时期江西基本没有军事行动，部队只是处于警备状态。党中央为了统一南昌部队党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南昌军委，李富春为书记，成员有林伯渠、朱克靖和我。但有时朱、林不在南昌，开会时就由是党员的政治部秘书出席。后来朱德任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和南昌公安局局长时，他也参加了这个军委。因为没有军事行动，部队就处于一个半平时状态。所以在军委来讲，也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要讨论，开会的时间不多，每个月大概一次，都在晚上。成立南昌军委这件事对郭沫若也不保密。我去开会以前，总是征求他有什么意见；回来以后，除必须保密的以外，我也向他简单地报告讨论内容。譬如蒋介石突然开条子，要给郭沫若每个月发200元津贴，就是他提出来，征求党的意见，要不要接受。军委讨论过后，认为他可以接受，就由我转达了军委讨论的意见。

我们住在南昌，必须和中国共产党南昌市委取得密切联系。陈奇涵是市委书记，他原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因为他是江西人，就没有参加军队工作，到地方上来了。这个时期我同他的工作关系非常好，一直到南昌起义。在九江时，我还把我们带不走的一箱新驳壳枪、两箱子弹交给他。后来他又做军事工作，解放后一个时期，曾在人民解放军里任军事检察长。

在南昌我还要提到另一个人，蒋先云。这时他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立夫也任机要秘书，一武一文。他是湖南人，考入黄埔第一期是第一名，黄埔第一期毕业时也是第一名。蒋介石非常器重他。“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强迫黄埔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党籍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宣布只留在一个党，要么留在国民党脱离共产党，要么留在共产党脱离国民党。蒋先云是宣布留在共产党脱离国民党的第一个。虽然如此，蒋介石对他还是始终抓住不放，留在身边。相反，对别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却任其一走了之。所以北伐时就任命他当总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并不在乎他保留共产党的党籍。在南昌的时候，我经常代表政治部参加总司令部所属各单位的例行会议。这个例行会议，一般由参谋长白崇禧主持，蒋先云也经常出席，所以我逐渐同他熟悉起来。他有时也到政治部来闲谈。时间久了，同志们当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他情绪比较低沉，有的同志甚至于怀疑他被蒋介石收买了。我则认为他心理上的烦恼在于他还保有共产党人的立场，而对于蒋介石也不无那么一点知遇的感情。这种心理烦恼，在他一时也很难解决，我们也无法明白地加以劝说，因为这些都是不露痕迹的。直到蒋介石出师东征，他才断然弃蒋回到武汉，坚决要求参加打奉军的河南战役。他出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1927年5月在临颖前线，勇敢杀敌，三次负伤不下火线，最后牺牲在战场上。这消息传到武汉以后，我总觉得他是下了决心牺牲在战场上，以表示他对于党的忠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怀疑他的人，最后相信蒋先云没有被蒋介石收买。无端的猜疑是很可怕的。

住南昌的三个军的党代表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还有新认识的总司令部的秘书处长李仲公，加上郭沫若，还有我，每个星期总有那么一两次，上南昌有名的菜馆“小有天”相聚晚餐。由他们五个人轮流出钱请客，我白吃。在晚餐上，也谈全国新闻或南昌内幕。

那时年轻，因为闹革命，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趣，虽然知道青云谱近在咫尺，也没去过。有一天，鲁涤平请我们吃饭，骑马到了他的军部，没想到他的军部就设在青云谱，那是一处很清静、很幽雅的道观。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八大山人，有兴趣的倒是鲁涤平的厨房端出来的是很有味道的湖南菜。确实了解青云谱，了解八大山人，那是20年以后的事情。

李仲公，贵州人。他的兄弟李侠公是共产党员，还在苏联留学。他好象在北方住得很久，爱唱京戏。在小有天聚餐时，李仲公有时情绪很好，还清唱几句谭鑫培的戏。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一些总司令部的内部动向。不知为什么，有谁在蒋介石那里告了朱代杰（总政治部秘书长）的状，蒋介石就打电报到武汉逮捕他。李仲公很快地向我们透漏了这个消息，我们又很快地通知了武汉，所以朱代杰能够迅速离职，后来党就送他到苏联留学去了。李仲公大概在蒋介石那里不大得意。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他一直任国务院参事。

蒋介石两三次向郭沫若提出，要找一个文笔好的秀才替他起草文稿。那时的两位秘书一个蒋先云，一个陈立夫，对于起草文稿，从中文底子上说都不行。他不借重李仲公，原因不知道，李的文章我们当时没有看过，很难说他的笔下怎么样。政治部有一个人写东西比较快，楷书小字写得也比较好，但古汉语基础比较差，也无法推荐。在南昌当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下就想到了《上海商报》的主笔陈布雷，近两三年以“畏垒”署名的商报的社论，文笔清新锋利，看来古汉语的水平也不低。于是郭沫若就把陈布雷这个名字向蒋介石推荐了。其实我们大家都不认识他。果然蒋介石约见了他，他就到南昌来了。陈布雷后来在蒋介石那里一直得到重用，居然高就为蒋介石的幕僚长，这是我们当初没有意料到的。蒋介石是不是告诉了陈布雷，他是郭沫若推荐的，陈布雷是不是了解到原是郭沫若向蒋推荐的，都很难说。郭沫若自己当然不好向人讲陈布雷到南昌是他向蒋提名的。但是1941年在重庆，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陈布雷却写了一封感情洋溢的贺寿信和一首贺寿诗。

这里还应当提到蒋介石的夫人陈洁如。总司令部在南昌安置下来以后，她大概也从广东到南昌来了。南昌当时是一个很落后的城市，而且在军事状态下，大概她住在总司令部也很无聊，蒋介石就介绍她给郭沫若，要郭沫若请她到政治部去玩。郭沫若当然只好照办，请到政治部吃一顿丰盛的午饭，让政治部的摄影员替她照了各种姿势的照片。在整个南昌时期，这种情形大概有三次。这应该算是蒋郭关系的一个侧面。

1927年3月，赣州发生一件新一军党代表倪弼伙同赣县县长，枪杀赣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事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南昌的国民党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联合起来制造的一个反共行动，后台是蒋介石。事先两方面已经有很多明显的纠纷，因为涉及到部队，南昌政治部就不得不去干预。曾经派胡公冕去进行调查，并准备处理。但处理不下去，因为中间横梗一个蒋介石。为了釜底抽薪，郭沫若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要求把倪弼调走，这本是一个妥协的办法。但蒋介石一直拖延着，让倪弼把陈赞贤打死才满意。可惜我们把它当成在江西发生的个别事件，没有把它和北伐的军事进程和政治进程统一起来分析，所以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是整个局势的变化，政治部起不了什么作用，郭沫若也无能为力。

倪弼这个人后来在国民党一直反共，非常反动。全国解放后还在镇江本地活动，一直到1958年才被江西发现，送到赣州去法办。虽然时间迟了30年，郭沫若和我后来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快意。

看起来北伐是胜利了，但原来没有解决的和新引起的一系列的矛盾，都正在影响大局。其中主要的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问题，国民党内部左右派之间的问题，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和共产党、国民党的问题。此外也还有：帝国主义者和东南的买办阶级与国民党的问题，冯玉祥和共产党与蒋介石的问题，还有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关系问题等等。最后形成决定后来政治形势发展的两个局面。首先是共产党的联汪反蒋，其次是蒋介石的联合一切反动派（包括汪精卫）反共。当时的政治术语就是“宁汉分裂”和“宁汉合流”。从1927年4月12日上海事变到八一南昌起义，这几个月的事变，都可以归结为这个形势促成的。当然，在“四?一二”以前，蒋介石还有一个叛变革命的过程。

1927年初，庐山还很冷，蒋介石在牯岭召集会议，我和郭沫若也去了，邓演达也早从汉口赶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上庐山。我们在旅馆里大烧壁炉，外面很冷，也不敢出去。会议大概是讨论要把国民政府定在南昌的问题。我们不知道邓演达和蒋介石争吵到什么程度。邓演达要我们在牯岭多住一两天，他本人却悄悄地下山，回武汉去了。我们等他走了以后，才回南昌的。大概邓演达怕蒋介石对他不客气，我们多留一两天会对他起一个掩护作用。

（六）

我带着总政治部的先遣队，由九江乘轮船先到南京。这个先遣队大约30多人，其中多数人对南京、上海比较熟悉，如社会股长袁文彬，就是上海同文书院的学生，松江人。到南京后，正碰上第六军的程潜（字颂云）、林祖涵（即林伯渠），他们要去上海，要了一列专车。我就想法加挂一辆二等客车在他们专车上，把先遣队全部带到上海。到上海后，我们在高昌庙制造局路找着一幢大房子，就安营扎寨，宣布总政治部开始办公，时间大约在1927年3月底，地址在西门斜桥路制造局路164号，是间小铺面。4月4、5、6三天，连日在上海各大报纸发了通告，并附有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制造局路，现在还在，最近我去看了一下，但已找不着那幢房子）。这时政治气候已有点变化莫测的样子了。从“中山舰事件”以来，蒋介石是怎么一回事，不仅值得怀疑而且是大可怀疑了。到了上海，接上党的关系，找到周恩来同志，他是当时在上海主持军事工作的负责人。我报告了总政治部这次行动的安排：我是先遣队，郭沫若主任率本部随后就来。他指示我们，在郭沫若到达以前在上海各报以广告形式登载总政治部署名的标语，召集到沪部队政治部开会，组织欢迎汪精卫的工作。按照上述精神，我们从4月1日起，每天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半个版面的政治标语广告，用的名义是“总政治部”。标语的内容和次序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4月1日是“建设革命的新上海”；4月2日是“打倒帝国主义”；4月3日是“肃清奉系军阀”；4月4日是“铲除封建势力”。自4月5日起还将署名改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布”。总政治部原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现加上“中央军委”，意即这个总政治部属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这就摆脱了蒋介石。4月5日的标语是“欢迎汪精卫同志复职”，从前四天的属于外部斗争的口号，转为内部斗争的口号。4月6日是“一切权力属于党，党权高于一切”。就在同一天，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亦以与我们同样大的版面，刊登了“欢迎我们的领袖汪精卫同志”的标语。

4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是“各级政治部人员联席会议”。这则消息说：“昨日下午2时，总政治部召集驻沪各级政治人员，假上海特别市党部三楼开联席会议。到会者有第十二师政治部、二十六军政治部、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总政治部、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及驻沪各军师以下指导员、党代表共300余人。由总政治部秘书长李民治主席，宣读遗嘱，后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请愿蒋总司令释放蒋有谅，并讨论发起欢迎汪主席大会，至此遂由主席宣布散会。”

我们4月4日在上海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以准备欢迎汪精卫为主，地址在上海西门林荫路；李民治是我当时的名字；遗嘱指孙中山的遗嘱；二十六军即周凤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即白崇禧部；至于十二师、二十二师的负责人是谁，每个单位的主要参加者是谁，要求蒋介石释放的蒋有谅又是谁，为何被蒋拘捕，欢迎汪精卫的具体作法是什么，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同一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又通知于5日召集上海各机关、团体包括驻沪各部队政治部在内，在市党部开会，讨论欢迎汪精卫复职大会的事宜。当时我们的工作中心是支持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借以对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极右派。其实对汪精卫也缺乏认真的了解，而是无端轻信。从《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5日）开始，政局就一步一步地变得难以挽救了。我不想当事后诸葛亮，我当时是24岁的小青年，对形势的认识，也是模模糊糊的。

4月6日下午，周恩来同志在工人纠察队队部（湖州会馆，今会文路中兴路，已毁于抗日战争，现新建铁路职工宿舍），召集到沪各军全体党员开会，总政治部的党员都去了。会议室里坐了一屋子的人，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会议主要内容是谈当前的政治形势和部队里的同志应该怎样工作，但具体的情况已无从回忆了。会议大概下午3点钟开始，6点以后才结束。4点钟左右，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里我们的一个同志匆匆跑来，报告前敌总指挥部刚才的一个可疑行动，即该部派出一个连，乘4辆汽车，全副武装匆匆离开指挥部，去向不明。可能是要捉什么人。恩来同志听后，默想了一会儿，判断说：“可能是两个地方：一是什么地方，我不告诉你们；二是你那里。”他说“你”的时候，把手指了指我。他要那个同志立即回去，如有新的情况，马上来报告。然后，仍然主持会议继续开下去。临散会时，恩来同志又重复指着我说：“你回去时小心些。”会场距制造局路不太远，我们是走路回去的，我把同志们分为四起，一起两三个人，互相间保持一段距离。约定：第一起走到近164号时，要十分注意，先不要进去，可通过大门前面，看大门里是何情况。如有异常现象，可折回来报告。在将到164号时，已发现大门前的汽车，有个同志沿大路前行，通过大门前面，看见大门里电灯全开，断定总政治部已出问题。遂决定大家立刻转进租界，当地有亲朋好友的借宿一宵，没有办法的去住旅馆。同时指定两个联络人员，某个人联系某几位同志。我决定去一个朋友家里，约定好第二天早晨两个联络员来找我。

第二天一早，翻看《申报》，果然有一则标题是“总政治部昨日被封”的消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总政治部本属于总司令部，惟该部到沪多日，并未向总司令部报到，擅自在外发表言论，认为反革命分子。特于昨日下令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派队发封。总指挥部奉令后，即派兵一连，于下午四时，分乘汽车四辆，前往制造局路，将该总政治部发封，并逮捕办事人员。该兵士一连，于下午六时许回总指挥部呈报。详情待续。”

罪名两条，第一没有报到，即是用国民党中央军委的名义，没有用他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名义；第二是擅自发表言论，即刊登那些大标语，伤害了蒋委员长，断语是“认为反革命分子”。这完全是蒋介石的逻辑：“我蒋某是革命的，反对我就是反革命。”事情明摆在那里，已无法工作，经过请示恩来同志，决定除我外，其余同志都折回到安庆一带去找郭主任报到。他们很快就都离开上海了。对19个被捕的工作人员，因为全是国民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所以关了不到一个月，就全都释放了。这次最幸运的是预先有个前敌总指挥部出动一连武装的情报，使我们有所警惕，所以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被捉到。

4月8日，《申报》又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是“总政治部被封后新闻”。消息说：“高昌庙制造局路之中央总政治部，前日下午被蒋总司令下令总指挥部，派兵一连前往发封，并逮捕办事职员，各情已志前报。兹悉该部发封后，并捕获办事人员十九名，内有两名系妇人，即晚押解龙华总指挥部营房内，一面呈报蒋总司令办理。昨据总指挥部办公处潘主任云，此十九人尚非重要人员，现一面派员往各处调查此十九人之行为如何，若非十分严重者，即可由负责之人担保开释，从轻发落云。”

白崇禧奉蒋命令的行动，目的在于对付总政治部这个机构，对付总政治部的共产党员，更主要的是要捉拿我。消息上说“尚非重要人员”是很含蓄的。事后若干年，我在上海遇见某人，一个中学同学，当时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国民党人，是那次被捕者之一，他对我说：“你那次好危险。我们刚被拉进前敌总指挥部，潘宜之就跑来问：‘李民治捉来没有？’若那次把你捉去，你就没有命了。”他说得不错，蒋、白、潘是反共反定了。尤其是潘宜之（即消息上的“潘主任”），在反共上是个老手，“中山舰事件”中就早已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当时是陈肇英的副官长。这个人的所作所为，真是残暴已极，罪恶多端，毫无人性可言。特别在“四?一二”后，我党许多同志惨遭杀害，他是为首的恶棍。当时所谓“杨（养）虎陈（成）群”是反共最猖獗的，实则其混帐之处，都赶不上潘。我活到现在，没有死于潘宜之之手，可算福星高照。福星有两位：一是来报告白部一个连武装出发消息的那个同志，可惜始终未注意到他的姓名；二是周恩来同志。假使没有周恩来同志的精确判断，并提醒我回去时一路小心，即或我知道那个消息，也可能不会放在心上。我感谢那个同志，更感谢周恩来同志。

我率总政治部先遣队先到上海，这是在武汉决定的。邓演达知道第一师将进入上海，师长薛岳（字伯陵）是他的同乡好友。为了使我有更多活动余地，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到上海后，拿信去见一次薛岳。4月初，我拿信去找了薛岳，他那时也深为不满，因为蒋介石不信任他，要把他这一师调离上海。他只表示情况不好，要我谨慎。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仍在我们手中。我们就用二十六军政治部的名义，于4月8日在报上登出“欢迎革命领袖汪主席”的标语，但也只登了一天。刚好汪精卫7日离上海去了武汉，10日汪到了武汉。不几天，我们的同志全部从二十六军政治部撤出来了。

此时上海的政治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青帮的中华共进会，以黄金荣等为核心，在蒋介石的指使下，登报宣布恢复活动，甘心充当蒋破坏工人运动的鹰犬。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告它只管党务，政务事情请去找上海市政府。上海总工会紧急宣告“收回租界问题，愿协同军界商界一致为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之后援，绝不自由单独有冲入租界之行动。关于治安问题，愿协同军界商界，合力维持。”从7日开始到12日，仿标语登广告的办法，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刊登了：“打倒破坏国民革命的反动派”、“反三民主义即反革命”、“打倒篡窃党权的阴谋分子”、“我们的士兵在前线拼命牺牲，良好的工友们，决不会在后方要挟罢工，扰乱秩序”、“巩固农工商学兵大联合战线，努力实现三民主义”等条标语。

到了4月12日，事情就一清二楚了。白崇禧发布了一个布告：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布告

为布告事：本早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值此戒严时期，并当前方用兵之际，武装工友任意冲突，殊属妨碍地方安宁秩序。本总指挥职责所在，不得不严行制止，以保公安。除派部队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外，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商妥善办法，以免再启斗争而维地方秩序。所有本埠各厂工友，务各照常工作，毋得轻信谣传，自贻伊戚。为此布告，仰各界人等，一律知悉。此布。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日总指挥白崇禧。

其阴谋手段是先派共进会组织的流氓队伍，冒充工人，于12日晨分头进i袭各地工人纠察队，随后白部即跟至，向两方包围，其实是向工人纠察队武装进攻，强迫缴械。现将13日《申报》刊载的消息，抄录于次：

淞沪工人纠察队昨均被缴械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淞沪地处重要、外交形势严重，当东路军占领上海之际，全沪工人均以武装响应，故对于总工会之纠察队，认为保护工人应有之设备，曾言如服从军事当局之节制，则纠察队之枪械，决不收缴。不意军事当局，以工人冲突名义，将纠察队全部缴械，所有纠察队之驻扎处所，俱由军队占领。故昨日上午自四时起九时止，所有南市、闸北、浦东、沪西以及吴淞、江湾等处，发生枪声甚密，直至上午九时止，完全解决。据军事当局方面消息，计被缴械之纠察队，共有14处之多。总工会并不封闭，并由军队保护。

所谓14处，具体的地方当时有烂泥渡、陆家嘴、杨家渡、洋泾桥；此外则为闸北的商务印书馆总厂、东方图书馆、南市的华商电车公司等，这都是党的群众基础很好的企业；此外还有工人纠察总队队部所在的湖州会馆。

当时的《申报》对事变的发生，使用了“不意”两字，对事变的原因，则使用“以工人冲突名义”字样，说出了事变的真相。蒋介石背叛革命，坚决反共，以迎合帝国主义、南方买办资产阶级，其反革命面目从此公开。自14日起，白崇禧控制的东路军指挥部开始在报上大造反革命舆论。而以共进会为骨干的所谓上海工联总会，又组成所谓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替蒋介石打先锋，公开提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15日，陈群、潘宜之、罗家伦、吴倚沧自称为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指导员，说是奉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命令，于14日接收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至此我们就完全失掉了上海总工会和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两个权威的可以公开活动的机构。当我们撤退时，凡我们的同志没有能及时离开上海的，均被国民党反动派所跟踪和逮捕。凡被捕的，除少数叛变外，都遭到杀害。

郭沫若在南昌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不知上海先遣队情况如何，又偕同辛焕文同志从九江到安庆，到南京，到苏州，还想到上海。他派辛焕文来找我，我就要辛回去把他接到上海来，我原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开有一个房间，就把他安置在那里。他又见了恩来同志，并提出要求武汉出兵东下，趁蒋介石立足未稳，先讨蒋介石，成功后，再北伐奉系军阀的主张。这和恩来同志的意见颇为一致。可是武汉中央没有同意。至此，大家都没有再住在上海的必要了。

我在上海已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恩来同志要我立即回武汉，他说他安排一下，亦将去武汉。我回到武汉的时间是4月25日。

这里还要追述一件事情。4月12日上海工人纠察队被武装缴械解散后，蒋介石还辗转找恩来同志去谈话。蒋介石这一举动，是何用意？很难揣测。恩来同志曾召集少数同志征询意见。我们一致认为凶多吉少，老蒋既已翻脸，不会讲什么交情，劝恩来同志不要去，坚决拒绝他。恩来同志有不同的看法，自信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即或谈不出什么名堂，也还不至于要加害他。所以他还是去和蒋介石见了面。后来知道谈话没有什么结果，蒋装模作样，表示不得已而为之，说工人纠察队要成为第二种武装，他无法让其存在下去，除工人纠察队问题外，其他没有什么问题。这简直是诈骗。

我大约在4月20日左右离开上海回武汉，4月下旬，我党就在武汉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公开会议，开幕时还请汪精卫等国民党中央的代表参加了。恩来同志则留在上海，他没有参加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