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和南昌起义

（一）

1926年3月初，我结束了在东吴大学的学习，离开上海去广州。同路人有两个，一是欧阳继修，他离开了上海大学；二是朱代杰，他辞掉了淞沪铁路实习站长的职务。我们坐的是英商太古洋行的一只客货船。我们都取得了党组织开的去广州的介绍信，但党组织并不发路费，要由自己负担，我们只好买船票中最贱的那种散铺了。这种铺没有固定铺位，只临时在什么地方加一个帆布床。我们的帆布床就放在船头一个拉船锚的舱位中，是全船最颠簸的地方。我们居然以乘风破浪的气慨度过了几天海上生活。

到了广州，和广东区委接上头。就在这个时候，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我们对广州政治情况一无所知，直到现在，我对这个事件还是缺乏准确的历史的了解。我认为这是蒋介石设下圈套，诱使李之龙上当，借以压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而且经过国民党中央的改组，兼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把黄埔军校和他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全部赶走，要求把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党员名单交给他。在当时的形势下，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妥协了。

事件解决后，我被约到文明路75号广东区委会所在地，同陈延年谈了一次话，决定我去政治训练部接替吴明当宣传科长。政治训练部主任是陈公博。那个时候国民革命军没有总司令部，这个政治训练部就隶属国民政府，叫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管理国民革命军各军师的政治工作。办公地点就设在国民政府里面，今广东纺织路仲恺农学院就是它的旧址。

吴明，湖南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原姓陈名公培。可能受当时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要自己的姓名了，而自称“无名”。但是，实际上行不通，又把“无”改成“吴”，把“名”改“明”，叫吴明。1928年以后，又叫陈公培了。当时他为什么离开政治训练部，我至今仍不清楚。后来他也没有为党正经工作，逐渐地跟党脱离了关系。1928年，我在上海见过他，那个时候他的政治观念还不坏，说中国革命要依靠武装斗争，而这个斗争的队伍必须是自己的；大革命时候的武装斗争完全附属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一反动，这个武装就解体了。可见他还有一定革命气派。1931年，我因工作到北平，正是“九?一八”的时候，在北平看见他。那时他已消极脱党了，在北平赋闲。1933年他参加了“福建事变”。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他到了北平。此后一直住在北京当国务院的参事，很消沉。在北京，我们之间虽然偶尔还有来往，但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我接替吴明工作的时候，是个刚出学校大门的学生，没有在军事机关工作过，也没有办过报。吴明虽然卸职了，却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能够顺利地从他手上把工作接受下来，而且逐渐熟练地去完成工作。在我参加工作的开始，能够遇上这么一个人，也可以说是运气了。我们之间虽然不能算是深交，且为时甚短，但一提到他，我总是非常怀念和感谢他的。

我在政治训练部，名义上叫宣传科，实际上就是编那份《革命军报》。因为北伐的关系，这个政治训练部很快就改组了，陈公博也不当主任了。组织科长是周逸群。我当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在四川同乡当中。如当时在广东大学医学院的王季甫、蒋留芳，在黄埔教书的欧阳继修。这样扩展开去，就认识了医学院的柯麟、黄埔的熊雄、余洒度、周恩来的兄弟周恩寿（黄埔三期学生）。因为开会关系，还认识了陈乔年。所有这些人，我离开广州以后，除王季甫、柯麟、欧阳继修以外，就没有什么来往了。

一个人日常生活的食宿总是一个问题。在广州，我一个人租住在高第街一个商店的楼上。午晚两餐，包给财政部（现财政厅）附近一个云南馆子，菜不坏，价钱也可以。这样就顺当地直到北伐离开广州。

（二）

北伐时，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组，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邓演达当主任，但后来一直叫“总政治部”。孙濬明当驻广州的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朱代杰当秘书长，章伯钧当组织科长（他才从德国回国，是共产党员，安徽人），郭沫若当宣传科长（他已辞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这里所谓的科和下面的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二级部的部处级。后来加上江董琴（福建人）任党务科长，李合林任社会科长，还有一个郭冠杰当总务科长。我改任秘书。

广东国民党武装力量准备北伐的方针确定以后、除了确定参加部队的战斗序列以外，新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因此，就由邓演达主持，开了4天的政治工作会议，解决北伐军政治工作上的原则和具体问题，时间是6月21日到24日。这次政治工作会议，无论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其革创之功，是不可泯灭的，影响所及也是相当深远的。

会议从始至终由政治部新主任邓演达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李富春（任大会秘书）、包惠僧、郭沫若、梁绍文、鲍慧僧、恽代英、余程万、丁默村、伍翔、朱克靖、朱和中、陈公博、黄仲翔、熊雄、陈雁声、林祖涵、关学参、铁罗尼（苏联顾问）、罗扬清、陈瑶、贾伯涛、酆悌、甘乃光、李朗如、褚民谊、熊锐、王志远、顾孟余、邓颖超、邓福林、缪斌、杨麟、周恩来、余洒度、彭熙、方德华、李合林、欧阳继修（阳翰笙）、李笠农、曾扩情，共40多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在广州的直接和间接参加过军队政治工作的所有主要人员。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总政治部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切行动都要以总司令部的指令为依据的新形势下，建立一套与新体制相适应的、统一的、系统的全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规章制度。

会议主要针对军队政治工作的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议定了总政治部的编制、军队政治部的编制和团连建立特派员和指导员制度。同时，还对政治工作人员的考评、纪律、任免作出了规定。军师的政治工作以及团以下的经费全部由总政治部统一经理，与军费分开，这样就使政治工作经费不受部队经理制度的束缚，既方便政治工作，又避免了军政首长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解决北伐军队的群众宣传工作。因此着重研究了宣传队的问题。由李富春主持制定了宣传队组织条例，并请周恩来主持制定有关宣传队的考选和训练方案。同时，由总政治部拟定了许多北伐宣传标语，在广州大批印刷，分发各军师团连使用。这样做，显然收到很好的效果。即使国民党的那些旧军队，经过政治训练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也多少解决了军民关系问题，使北伐进军途中，大受群众欢迎。

会议期间，邓演达还请蒋介石到会训话，题为“战时政治工作人员应注意之点”。蒋介石主要讲了总政治部是隶属于总司令部的，因此一切都要听总司令的。总司令既然给了总政治部应有的权力，总政治部就应该负起责任。

会议最后一天，邓演达作总结讲话。他对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认为这次会议是有历史意义的。他认为政治工作距革命需要尚远，希望大家努力工作，贯彻好会议的各项决定。

陈公博由于两个政治部接交的关系，仍然出席了会议。邓演达两三次说陈公博的好话，说陈公博开辟了部队的政治工作，而邓是在这个基础上把政治工作这个机构接受下来的。这也是事实。

这次会议解决了好多技术问题，如编制经费等等。关于准备北伐的政治工作，也就是北伐时期的战时的和战地的政治工作问题，蒋介石在演说中说，总政治部要统管战时、战地的国民党党务的建设和发展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是符合他一贯的集权思想的，但当时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所承担的任务，也需要有这一条来肯定它在战时、战地的法律权威，所以在新的总政治部的编制当中，除了原来的组织、宣传科股以外，新增加了党务和社会科股，这就是为解决这个新任务而添设的新编制。

广东的政治工作是从苏联学来的，在这次北伐当中，军事上有一个加仑将军当顾问，政治部也有一个苏联顾问铁罗尼，据说是苏联红军炮兵出身，北伐从广东到武汉，他都和总政治部一起行动。现在流传比较广的一张照片，就是邓演达、郭沫若、铁罗尼三个人在武昌城外照的。铁罗尼出席了第一天和第三天的会议。听郭沫若说，抗日战争中他去苏联时，还在莫斯科见过他。

关于会议中讨论的宣传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广州并没有解决，这是因为在广州很难招募学生参加宣传队，广东学生多了，进入湖南以后，语言上也会发生困难。可能各军、各师的政治部招了那么一点，但并没有能够组成一个宣传大队。真正招青年学生编成一个宣传大队，是在湖南长沙进行的。湖南的青年学生，经过党的动员，很多人加入了这个宣传队。但是谁当宣传大队的队长，却引起了我们和邓演达的争论。邓演达想要季方当队长，而我们则推荐胡公冕当队长，两个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但胡公冕是共产党员。最后，邓演达还是同意让胡公冕当队长了，这已经是进入武汉以后的事情了。

这个会议的出席人，都是各单位的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还有的是准备进入总政治部，还没有到任的，如郭沫若；有的是非军队单位，带顾问性质的，如顾孟余、邓颖超；有的则以前是政治工作的负责人，现在已离职的，如周恩来、陈公博。总政治部各单位的负责人，都算列席，不算出席。我也是列席的。在第二次会议上，把我补为印刷委员会的委员。但在广州因为语言关系，我也并没有参加什么具体工作。总政治部出发离开广州以后就没有这个委员会了，但宣传标语的印刷一直还是由我负责。如到了长沙，利用长沙的石印店，印了很多标语；到了武汉，也在印刷厂印刷了标语，这些都是由我主管的。当时各军、师不自己印刷标语，都由总政治部印好了发下去。标语有1尺宽，4尺长，顶上有一个青天白日的图案。

对于参加会议的人，有些比较有名的，不管他们最后政治生命如何，在这里都不说明了，如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陈公博、林祖涵（伯渠），褚民谊、顾孟余、邓颖超、周恩来；其余的人，我现在还能记忆到的，简单的做一个注释。

1.熊雄（1893—1927.），江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战役，失败后随孙中山赴日本。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德国和苏联学习，回国后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政治部主任。1927年在广州被国民党杀害。

2.熊锐（1894—1927），广东人，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

3.朱克靖（1895—1947），湖南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回国后任朱培德第三军党代表。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1947年作为新四军代表派到徐州郝鹏举部队，后被郝鹏举暗害。

4.酆悌（1903—1938），湖南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第一师党代表，抗战中任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后因长沙大火案，被蒋介石枪杀。

5.缪斌（？—1945），江苏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当汉奸，任汪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处死。

6.欧阳继修，即阳翰笙，四川人，当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队政治部主任。

7.李合林，四川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回国后任总政治部社会科长。

8.包惠僧，湖北人，1920年在武汉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曾代表广东区出席中共一大。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开始时任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后脱党。

9.李朗如，广东人，南京陆军中学毕业。广东商团的军事干事。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党代表。

这个名单是不全的。虽然都是当时在广州做政治工作的人，但我在广州的时间很短，和他们很少往来，对相当一部分人的下落不明。至于梁绍文、余程万、丁默村、贾伯涛、甘乃光、王志远、余洒度、曾扩情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改组派，一些人则当了蒋介石的特务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