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二七”工人运动研究综述【2】

二、十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论点述论

2003年以来，学术界主要就以下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关于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的称谓

自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爆发以来，对于这一运动的称谓似乎未曾真正统一过。一般而言，人们认可了“京汉铁路大罢工”或“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流称谓，而用“二七”特指“二七”惨案。其间，也出现了“二七大罢工”等提法。近年来有人著文提出，应称为“二四政治大罢工”[9]。而方蔚、马桂茹则认为，“二七”大罢工或“二四”大罢工的提法都不科学，应延用“京汉铁路大罢工”为好。因为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一个固定的地域性称谓，一言即明，无须简化，而且由于前述两种称谓都无法涵盖整个罢工过程，所以不能简化[10]。

对此，笔者认为，以“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来称谓似更准确。首先，这是一次京汉铁路工人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其次，京汉铁路大罢工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推向高潮；再次，“二七”惨案是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的高潮。从运动发生到结束的全过程看，充分显现了筹备的计划性、组织的严密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等特点。

（二）关于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发生的外部原因

多年来，对于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发生的内部原因的探求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而近十年来，学界开始重视对运动爆发的外部因素的考察，主要集中在考察共产国际及苏俄对华策略对吴佩孚态度的影响。徐有礼[11]与郑志廷[12]都著文指出，共产国际在华由联吴到联孙的态度转向，导致吴佩孚对前者的仇视，并转嫁到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身上，故而镇压工运，以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作为向苏俄联孙政策的回击。苏全有进而认为，“二七”工潮爆发的外来因素如共产国际等产生着相当的影响，其内发的必然性并不大[13]。这将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的研究引向更开阔的视野。

（三）关于“二七”惨案死难烈士人数的考证

有学者认为，“这次京汉铁路工人前后共被惨杀40余人”[14]，也有学者认为牺牲人数为50余人[15]。刘明逵等多数学者通过以往史料考证认定应为52人。但对52人牺牲情况的表述不一。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二七”惨案当天牺牲了52人。另一方面，一些学者经考证认为，其中49人是当天牺牲的，另外3人在之后牺牲，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二七”烈士。笔者认为后一叙述比较准确。

此外，各地对于当地“二七”烈士还进行了统计，但也有出入。如在《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中登载了《湖北二七死难烈士一览表》[16]，统计了湖北38名烈士名单与牺牲情况。而在《武汉工人运动史》[17]和《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林祥谦》[18]中统计的武汉江岸牺牲烈士则为39人，二者人数上的出入主要是后者将解放后被追认的烈士黄子章列入其中。不仅如此，出入还体现在烈士名字略有不同上。《湖北新民主革命史》[19]一书与其他相关著作在死难烈士的个别姓氏名字上有差别，如“宋仁斌”与其他史料“朱仁斌”，“杨天寿”与“杨庆寿”等，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工人登记的混乱情况造成的。总体来看，对于这一史实目前还有待确证。

（四）关于镇压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的历史责任

针对镇压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的历史责任问题，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普遍意见认为吴佩孚应承担主要责任，大多数论著持此观点，均对吴佩孚在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中的破坏行为及其原因进行了揭示。但苏全有等学者则存在着另一种看法。他在《曹锟与二七大罢工》[20]《镇压二七大罢工的历史责任问题》[21]二文中运用大量史料，阐明作为吴佩孚上司的曹锟也难卸其责，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惨遭镇压的历史责任应由吴佩孚、曹锟、北洋军阀政府共同承担，其中曹锟在这次镇压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应是总后台、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