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二七”工人运动研究综述【3】

（五）关于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受挫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学界普遍认为，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客观上由于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主观上由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和年轻的工人阶级缺乏经验而受挫。从主观上看，学者重点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及工会组织在斗争策略上的得失。刘明逵认为，共产党对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领导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党对这次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党员干部发挥了强有力的动员作用。但是，斗争策略上的缺陷是最终导致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如过于轻敌，在吴佩孚统治地区采取公开形式斗争，对下级职员的争取力度不够等[22]。仝华教授则谈到了工会组织不完善，工人阶级缺少自己武装力量的缺陷，也是导致运动失败的因素。“一是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党还缺乏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党未能在基层群众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工会组织还未完善，尚处于草创阶段。三是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还处在孤军奋战的环境中。”[23]

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的受挫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积累了经验，指明了方向，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战略思想的转变与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学界指出中国共产党因此所吸取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三点：一是工人阶级与共产党认识到必须掌握武装。二是必须完善工会组织。三是认识到寻找同盟军的重要性。二七惨案的沉痛教训，使党认识到，在中国单靠工人阶级的一个阶级的独立奋斗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必须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成为促成党在1924年同国民党实现合作的一个直接原因[24]。

（六）关于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中的历史人物研究

学界将与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有关的历史人物大致分为三类展开研究。

第一类是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直接组织者，如邓中夏、项英、张国焘、林祥谦、林育南与施洋等。尤其是十年来林祥谦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叶鹏飞指出，在江岸，林祥谦周密地进行着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江岸铁路工人组织了宣传队、调查队，扩大了工人纠察团，既加大了影响力，又掌握了敌人动态，为罢工工作的有序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罢工中，他实际指导了江岸铁路工人的斗争；罢工失败后，林祥谦最终英勇就义[25]。他的这些重大贡献一直为后人所缅怀。2009年，林祥谦因在领导江岸工人运动中的突出贡献而光荣当选为由中央组织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专题纪录片《人民英雄：工人阶级的不屈战士——林祥谦》[26]。

同时，学者还就张国焘、杨德甫等人在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作了论述。由于他们后来的特殊经历，以往对其贡献鲜有研究。苏若群指出，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一直领导和参与罢工。在罢工中其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他冒着生命危险主持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组织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罢工领导机构，举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罢工遭到残酷镇压后作出复工决策[27]。汪瑞宁在《武汉铁路百年》中还记述了鲜有人关注的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杨德甫的贡献及经历[28]。

此外，学者还根据运动领导者后代的回忆力图再现真实的历史，例如宫强《二十年前访问林育南烈士女儿》[29]，黄尚文与于兰花根据林育南烈士的长孙林荣久的回忆与提供的史料撰写的《林育南与施洋并肩作战的日子》[30]等。总体说来，学术界对这类人物的研究较为充分。

第二类是当时镇压罢工的反面人物。如苏全有的《曹锟与二七大罢工》[31]指出曹锟是“二七”惨案的制造者，而汪瑞宁的《“二七”风云寻旧踪》[32]则记载了刽子手萧耀南的罪行。另外，刘晓云通过对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1年7月25日出版的《武汉工人》画刊中所刊载的《反革命分子难逃人民法网！——“二七”惨案凶手赵继贤伏法》一文的解读,揭示了“二七”惨案中刽子手赵继贤残酷压榨工人、帮助吴佩孚镇压罢工的历史罪行，并叙述了赵继贤建国后被公审的全过程[33]。

第三类是经历罢工的普通工人，如连史研记载了“二七”烈士林开庚的罢工经历，徐红的《我的外公吕志兴同志和他的两块银元》[34]记述了一名普通工人经历的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黄尚文则根据烈士徐延发的后代及老工人的回忆记载了“二七”烈士徐延发的生前生后事[35]。

（七）关于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的地方史研究

随着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一些地方的纪念馆以及当地研究机构分别依靠地方优势，挖掘地方史料，对于这一运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如出版的《湖北近代革命史》[36]《湖北新民主革命史》[37]《武汉工人运动史》[38]《北京三千年》[39]与《中国共产党确山县历史第一卷（1919—1949）》[40]等著作中从地方视角叙述了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就专门研究这一运动的论文来看，李秀奇记述了郑州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关系[41]，徐妮沙等人从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看武汉早期的工人运动[42]，许昌市委党史研究室则在《许昌日报》上登载了有关许昌工人积极参加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情况[43]，另外还有万东研究了南京工人为了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而举行的另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罢工[44]。这些研究都拓展了学术视野，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地方组织及群众在那段历史中承担的角色。

（八）其他研究视角

第一，媒体视角。杨玉荣与余冬林通过对当时报刊媒体的搜集考察，探讨了媒体视域中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并对媒体不同态度形成原因进行了解读。在罢工中，京沪汉穗各路媒体虽对这一罢工的认识不同，态度不同，但大多数媒体都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它们眼中的“大罢工”，给予了罢工有力的支持，并为纸上重塑“京汉铁路大罢工”作出了重大贡献[45]。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善后工作研究。学者指出，“二七”惨案发生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了隐蔽力量，保存实力，继续坚持革命，及时采取了灵活的暂时退却策略，指示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劝说工人忍痛复工。随后，党还在汉口华清街及胜利街、六合路等处设置联络站，联络失散工友，蓄积力量。另一方面，惨案发生后，中共还积极从事“二七”善后救济工作，安抚死亡工人和家属[46]。如有学者针对惨案发生后党如何组织领导抚恤营救工作，救济经费来源及遇到的困难等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47]。

第三，纪念史视角。学者李良明等梳理与剖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惨案发生后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先后发表的一系列纪念京汉铁路“二七”工人运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