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史学”研究评估【2】

二、 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史学”研究的问题争鸣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重新向现代化定向和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特别是启蒙史学的发展对传统史学观念形成了巨大挑战，人们对十七年史学的理解与评价，观点各异，相互激荡，并形成诸多讨论的热点，这些热点问题的讨论推动了十七年史学的研究与探索，深化了对十七年史学的认知与评价。概括30多年来出现的比较有影响的争论，依发生的时间顺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五朵金花”问题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

这一问题讨论最早起因于1989年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一文。他针对长期争论不已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对问题存在的前提假设提出质疑。文章指出：“所有参加这个热门问题的讨论的学者们，似乎都毫无保留地而且还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条前提假设，即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表现出特殊的长期性、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何兆武指出，如果这一问题是一个“假问题”，那么“对于一个假问题而要努力去寻找答案，那种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的，那种答案将是没有意义的”。究竟依什么尺度作为标准，来衡量和判断“这里所谓的长期或停滞”与否，何兆武说：“任何特殊性，例如这里所讨论的长期性，只能是相对于一般性或普遍性而言，即只能采用普遍的情况作为标准来加以衡量、加以判断。说它长期，只能意味着它比大多数例子为长，而决不能意味着它必须比所有的例子都更长。”何兆武认为，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是“于史无据的臆断。因为除了西欧而外，世界历史还没有提供过任何例证可以说明，有哪一个民族比中国更早地自行进入资本主义”。（ 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百科知识》1989年第5期。）此文发表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同时也有人对此提出商榷 （张箭：《就中外封建社会的长短问题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何兆武的这一观点对长期以来特别是十七年间热烈讨论的一大学术命题，无疑浇了一盆“冷水”，引人冷静思考问题本身。大概是受何兆武此文的启发，王学典就长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社会形态等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古史分期问题”“近代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性质、作用、结局)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包括后来提出的“历史主义及其与阶级观点的关系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等“都是具有部分学术色彩的命题，而本质上却不是学术命题。在既定话语背景下，这些命题都有意义，而且都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命题背后都有明确的非学术诉求，所以有关它们的讨论，动辄牵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有时会直接演化为社会政治事件。但是，一旦脱离开既定语境，这些命题本身能否成立都是问题。当话语系统一转换，许多原来的命题就可能顿时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根据，从而不攻自倒” （王学典：《“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这种“看轻”“五朵金花”学术价值的观点进一步引起了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如林甘泉就认为，研究历史不应拘于“词汇”的使用，有些词汇如“封建”在中外存在不同，“民主”和“革命”古今也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如果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这些名词意思与历史文献不符，都要改正，岂不是乱了套?”在他看来，关键的问题是应看研究对象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而且不能因为有些问题讨论没有取得共识，就认为是“伪问题”“假问题”。他强调指出，有人说“讨论社会经济形态问题是‘假问题’、‘真学问’，这种说法也很奇怪。既然承认社会经济形态的讨论推动了一些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的深入，并且有许多收获，是‘真学问’，这些问题又怎么能说是‘假问题’呢？胡适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的问题尚且不能说是‘假问题’，把没有得出结论、但讨论不断在深入并且有不少收获的问题说成是‘假问题’，在逻辑上也是很难说得通的。” （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云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对此观点提质疑的还有周文玖、张剑平等人。周文玖认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相关的词汇”，“问题的讨论不一定都会得出结论”，不能因为一些问题因时代变迁而被搁置起来，就说它们是“假问题”，“问题的‘假’与‘不假’，关键看它们是不是历史问题，是不是在历史学上有研究的价值，而没有必要把它们与政治扯得太紧”（周文玖：《科学地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如何认识“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评价十七年史学价值的枢纽。仔细分析不同学者的观点，事实上都没有低估其价值的意涵。认为是“假问题”者，是否因“问题”消失就认为这些问题讨论没有价值了？情况好像并非如此，王学典在文章中同时也强调：“怎样在原来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剥离出这一学派的学术内核，应该成为眼下当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以往那些在意识形态话语背景下的一系列论战本身，的的确确蕴含着不可抹煞和轻忽的学术史意义。”（ 王学典：《“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这一点应引起持不同意见者注意。

第二，十七年史学是不是“战时史学”。

这一问题首先由王学典提出。90年代中期，王学典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是一种脱胎于“战时史学”而又无法摆脱“战时史学”局限的史学，或者说，这一期间的史学是力图超越“战时史学”的史学。“战时史学”由“战时历史框架”“战时学术导向”“战时文化心理”“战时历史观念”等几重内容构成。所谓“战时历史框架”是指在战争年代形成的那种“把中国历史贯串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的通史体系；所谓“战时学术导向”是指对学术及其功能的这样一种认识：学术要听从、服务于当时政治，呼应现实主题，配合中心任务，否则就是非学术或敌对的学术；所谓“战时文化心理”是指那种在长期军事斗争中形成和积累的、以“阶级观点”为基础的“两军对垒”“敌我分明”的两极化思维习惯的心理模式，长期以来流行的强调“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的做法，集中体现了这种两极化思维习惯的心理模式；所谓“战时历史观念”是指这样一种以血与火的阶级冲突为基础的对人类文明史的看法：阶级社会历史的内容是剥削阶级罪恶的堆积和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罪恶的讨伐；等等。对阶级统治、统治阶级缺乏历史主义的考察，对被剥削阶级的天然同情代替了科学分析，是这种历史观念的基本特征。 从其属性看，“战时史学”就是以“战时历史观念”为灵魂的从属于救亡与战争的史学规范。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冷战”代替了“热战”，敌我分明的两极思维方式仍在延续，国内“斗争哲学”支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战时历史观念”延续，史学界仍然长期陷入这一观念而不能自拔。 （王学典：《中国当代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文史哲》1996年第6期。）

“战时史学”概念的提出及其对20世纪后半期史学基本属性的判断引来一些学者的质疑。1997年5月12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邀请部分史学工作者，召开“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研讨会。在主持人提请会议讨论的议题列项中即提到：“有的文章提出解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叫战时史学，以强调阶级斗争为主要特点，解放以后延续了这一特点，现在发生变化，正突破，这样说是否合适？”在会上，陈其泰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一提法否定了自民主革命以来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建树的史学成就，认为：“今天的史学要前进，要解放思想，要大力学习外国有用的东西，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我们的创新是在继承前人的成就的基础上创新。不久前，学术界有战时史学的提法，用以指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认为范文澜即其典型。持这一看法的学者的动机是出于推进当前史学工作，但其立论是否有据，值得商榷。”（许殿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学术讨论会纪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后来，陈其泰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的思考》一文中进一步说：“这种观点是否定了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坚持的，并且成功做到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治学方向。”陈其泰强调，对于“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当年所做的拓荒、创始工作，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和科学态度，我们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陈其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的思考》，《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另外，还有学者强调说：“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中国史学的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我坚信郭沫若、范文澜等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作的科学性……将他们开创的马克思史学简单地称为‘战时史学’，提出告别‘战时时代’，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在学术上是站不住的。” （张剑平：《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道路和成就》，《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些学者之所以不赞同“战时史学”的提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提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唯物史观史学的科学性相违背，而且忽视或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这些原因可能不会为“战时史学”概念提出者认可，因为从提出者这一时期前后的一些论述看，其对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价值都给予了极高评价（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第59页。）。

客观而言，从语辞角度看，王学典提出这一概念并不很“另类”，因为在此之前早已有“战时经济”“战时文化”，苏联则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等概念。王学典给出的“战时史学”的内涵和外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史学的一些基本特点。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史学。从史学思潮演变角度看，唯物史观派史学是对传统实证史学的反动；从史学时代性来看，唯物史学观派史学是中国史学进入20世纪后发展的产物。“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调’”（〔美〕费正清著，袁晓梅译:《观察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6页。），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对于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进步文化（包括史学）来说，它们必然会反映这一时代主题并为时代主题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史学是否会做到与战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泾渭分明呢？恐怕很难。有学者提出“战时史学”，其因大概有二：一是想用以概括这一时期史学的最重要特征，而且更多是侧重于史学家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的年代的治史观念的概括；二是想表明史学与时代主题和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

第三，十七年史学是否“完全政治化”。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是中国新旧政权更替、重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十七年。在这一时期，唯物史观派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极深地参与了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来自学术外部的政治力量也极深地参与了这一时期史学的重塑，“新中国的历史研究者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对各方面的问题的研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在历史科学战线上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通过历史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阵地”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第245页。）。因此，对于十七年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学界一直没有多大争议。但是，对于二者结合得紧疏程度以及对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却一直存有不同认识。

进入新世纪伊始，史学界围绕十七年史学是否“完全政治化”观点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一争论始自2001年辽宁省历史学会主办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据研讨会综述，与会者充分肯定了近百年来尤其是近50年来的中国史学成就。有学者将近50年来的史学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30年（1949—1979）为第一阶段，认为“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学’时期，以农民战争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联系被逐步切断，从而走向了自我封闭的发展道路”；20世纪的最后20年（1979—1999）为第二阶段，认为“这是近五十年来我国史学最为活跃、最为开放、最有创获的二十年” （德朋等：《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日。）。这次会议在史学界引起较大关注和反应，特别是十七年史学被认为是“泛政治化史学”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质疑。

对此观点明确提出商榷意见的是陈其泰。他认为，对十七年历史研究如何评价，直接关系到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以及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发展前景。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史学完全为农民战争体系所笼罩，因而“完全政治化”，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果认为将1949年到1979年历史研究划作一个历史阶段确有道理的话，“那么，十七年中国以指导历史研究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则早应宣布为过时和非科学的”。他从“历史研究坚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史学工作者的科学精神”“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抵制教条化错误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等方面对“完全政治化”观点进行了系统反驳。（ 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

从近30多年来关于十七年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分歧与争论看，实质是如何评价十七年史学的具体成就问题，其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十七年史学受政治严重干扰，几乎成为政治化的史学，但持此观点的人也不否认这一时期历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只是认为其意识形态色彩太强，损伤了史学的学术价值；另一种是认为十七年史学虽然受政治干扰，但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干扰，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对十七年史学的回护色彩明显。那么，十七年史学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到底怎样？事实上，故意夸大或刻意规避都不足取，因为它或者会遮蔽我们对那一段历史本身的认知，或者会使我们放松对政治过度干预学术一定会带来危害的警惕。对于不同意见，不妨多宽容一些，学术毕竟不同于政治，政治问题是非分明，而学术问题并非只有正确与谬误或好与坏之分。

关于十七年史学的问题争鸣，有力地促进了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展开。众多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出现，反映了十七年史学在当前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度”。在研究中，有的学者谨守传统观点；有的学者则提出了新观点、新见解，其中不少引人深思，促人反省，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观念。应当认为，研究中出现观点争鸣是史学研究的常态，是研究者对历史深入思考的反映，是繁荣史学事业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