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史学”研究评估【3】

三、 影响“十七年史学”衡估的若干因素

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指出：“每一个历史学家显然都把一组利害、信仰和价值——它们显然对他所认为是重要的东西有着某种影响——带到了他的研究里来。”（〔英〕沃尔什著，何兆武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史学界对十七年史学衡估的基本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十七年史学与同期政治的复杂关系大大增加了衡估的难度。

1949年，中共在完成新旧政权更替之后，即致力于巩固新生政权的系统工程。在国际冷战背景下，加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重塑有利于巩固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体系迫切而又极为重要。这一时期，中共十分关注思想和学术领域的发展动态与方向，重视发挥历史研究的经世作用（这当然与毛泽东特别喜好历史有一定关系）。1952年成立了党内领导史学研究的机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并进行大规模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将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纳入政治体制。从此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历史研究活动与国家的政治运动联动，有时充当了政治运动的“先锋”。

在十年探索期间，党的指导思想存在“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以及“错误的”两种发展趋向（《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18页。），它们深刻影响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而且，由于“两种发展趋向”在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9页。），这使当时学术研究状况变得错综复杂。大致可以这样认为，与政治上“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东西一并发展的是历史主义史学思潮，与“错误的”东西一起膨胀的是“左”的教条主义史学思潮。“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9页。）历史学也最终沦为政治的“婢女”，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历史研究严重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在激烈的政治斗争面前，一些史学家有时为了“遵命”在一些运动中常常“冲锋在前”，违心写出一些“应景文章”。黎澍说：“历史学家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一步紧似一步地追随‘为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现实政治’等等急功近利的要求，势必一时因为要适应这个要求而说历史是这个样子，一时又因要适应那个要求而说是那个样子，其结果只能造成一个又一个的混乱。这是对历史学的破坏。欲求避免这种破坏。历史学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性。”（ 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因此，史学与同期政治的极端复杂关系大大增加了评估的难度。

第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前十七年历史与近30多年历史的长期“断裂”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

从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历史发展看，“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此前十七年历史与此后30多年历史的长期“断裂”。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因此，人们通常是“搁置”“文化大革命”而将此前的历史与当下中国社会相联结。但是，历史并不是偶然事件的组成，人们在理解与评价历史之时又不得不考虑历史进程中的“前因”与“后果”，尤其是十七年史学与“文化大革命”的联系。因此“文化大革命”始终是学术评价十七年史学的一根敏感的“神经”和一道绕不过去的“槛”。

毋庸置疑，“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首先从历史研究领域发动，跟此前史学领域业已滋生的“左”的种子有直接关系。因此，如何评价十七年史学就变得非常敏感。或许是为了回避敏感问题，学界有“相当一些学者，甚至包括不那么年轻的学者，对以前的、特别是‘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态度”（ 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当然，出现这一现象有多种原因，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敏感性和它所造成的前后两段历史的“断裂”所带来的学术语境变迁、时代主题的变换等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究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前后两段历史？主流意识形态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段历史时期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历史时期，其本质都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史学的发展如同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摸着石头过河”一样，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历史的理解与评价出现分歧，是史学研究的常态。从学术上回顾与评价十七年史学的成就与挫折，无论是侧重回护还是注重反思都应当包容。

第三，如何看待学术与现实的关系是衡量十七年史学的重要价值尺度。

如何看待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不仅是一个事理层面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价值层面的问题，对此不同的回答必然会导致对过去学术的价值的不同衡量。一种观点认为，做学问离现实越远越好，这样做出的学问才更纯正更有价值；另一种观点认为，做学问要紧贴现实，为现实服务，只有这样才有其价值和意义。当把十七年史学放在不同的价值尺度天秤上称量，其分量肯定不同。

毫无疑问，中国唯物史观派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现实社会问题或现实政治问题结下不解之缘。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为争取民主革命胜利而研究历史。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即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所逼迫，“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页。）。华岗编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的目的是为了“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 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4页。）。翦伯赞撰写《历史哲学教程》更是强调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页。。被称为“以经生笺注方式治学”（ 刘大年：《范文澜同志的科学成就》（《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的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最初目的是“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 转引自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446页。。可见，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历史，无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争取民主革命胜利为中心，把研究历史当做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工具。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的历史研究者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第245页。）。十七年期间，“五朵金花”讨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纂等重大史学问题无不是因现实或政治的牵引而展开。这在认为学术应远离现实，“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之人看起来，真可能是“俗学”；然而，在认为研究历史应紧贴现实，历史是“讲过去的事，回答现在的问题，瞻望未来”（刘大年：《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的人们看来，那必定是极有价值的学问。

近30多年来，人们对学术研究究竟可不可以脱离现实的认识时有反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十七年史学的评价，如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学复兴，文化保守主义崛起，不少人向往“纯学术”，想躲进“象牙塔”搞“纯学问”，陈寅恪一时红透学术内外。在这种学术语境中，唯物史观派史学一度陷入低潮，十七年历史研究受到一定“冷遇”。但是，从总的情况看，人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认为史学无法完全脱离现实。因此，绝大多数史学家谨守史学应与现实联系这一价值尺度，重视发掘十七年史学的学术价值，看重其学术地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十七年史学研究与评价的主流。

第四，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史学价值取向的制约。

一般说来，不同史学学术共同体所秉持的史学价值取向各不相同。不同的史学价值取向不仅会影响史学家对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即使研究同一对象，也很可能会因价值取向不同而有意或无意地放大或遮蔽某些内容。因此，史学价值取向对历史衡估的影响带有更根本的意义。近30多年来，影响十七年史学衡估的史学价值取向主要有两种：一是革命史学价值取向，二是启蒙史学价值取向。

就革命史学价值取向看，其突出特征是坚信“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等。这一史学观念形成于民主革命时期，在十七年期间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改革开放后，以刘大年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接续这一史学传统与史学家风，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某些创新与发展。这一学派就“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史学以及十七年中“左”的史学思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客观地说，他们对人类文明史的本质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认识没有形成新的突破，对历史功用的认识特别注重史学研究的革命性和实用性，强调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在这一史学价值取向支配下，此派学人的十七年史学研究更多注重对其史学价值与成就的发现。在他们的观念中，十七年历史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为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方向。

就启蒙史学价值取向看，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以黎澍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学人，他们对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人类社会的大道毕竟是在和平环境中向前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前提，它无声无息地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制约的、推动的乃至革命变革的作用”（ 黎澍：《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7月30日。）。革命只是在极端情况下不得已的暴烈行动，当旧的统治秩序如清末封建统治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非用暴力手段铲除不可的时候，革命才是当然选择，中国的先进分子已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并取得了成功。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题发生了转换，此派学人认为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史学框架及史学观念也应随之调整，历史研究必须走出“斗争与救亡的史学框架”，但十七年史学没有很好地完成这样的转变，因而没有取得它应当取得的成就，而且在革命意识形态观念支配下，出现了许多弊端。因此，此派学人侧重对十七年史学的反思。

从近30多年来的历史看，两种史学价值取向的学人事实上都没有否定对方学术价值取向的合理存在，他们是从不同侧面对历史作出了自己的研究与评价。启蒙史学虽然对革命史学提出了巨大挑战，但启蒙史学并不认为革命史学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相反，其学术价值是值得重视的。此派学人所强调的只是当新政权建立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后，时代主题对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历史学必须做出新的回答，因此必须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