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史学”研究评估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1949—1966）的中国史学（以下简称“十七年史学”）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因新旧政权更迭和社会变迁，十七年史学受到学术外部力量严重支配，承载了许多非学术的功能，给后人评价这一史学形态带来巨大困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史学界对十七年史学的研究梯次展开，并逐渐形成革命史学和启蒙（又称“新启蒙”）史学两种主要史学价值取向。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历程看，关于十七年史学的研究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一是1989年以前，这一时期两种史学价值取向逐渐形成，传统革命史学力图重续十七年史学研究，在不断修正自身不足的同时继续发展；启蒙史学在正本清源，反思流行唯物史观过程中逐渐形成，大大推动了十七年史学研究的发展；二是1990年至2000年，由于国内外政治事件和由此导致的学术语境转换，唯物史观派史学陷入低潮，持革命史学价值取向的学人在不断调整中继续坚守革命史学路数，对十七年史学表现出较强的回护色彩，持启蒙史学价值取向学人以世界史学发展为参照，对十七年史学思潮进行深刻反思，二者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分歧；三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史学界承接20世纪末的回顾与总结之风潮，两种价值取向对十七年史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从整体上进行研究与评价，其中对十七年史学评价的分歧更趋明显，两派论争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热点。本文拟以启蒙史学与革命史学之间的冲突为基本线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关于十七年史学研究的变迁，缕析研究中出现的重大分歧，考索导致对十七年史学衡估差异的因素，力求客观全面的认知。

一、 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史学”研究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崭新的历史时代。随着新的主流意识形态重建，唯物史观派史学迅猛发展，从一直深受压制的学术边缘一跃而进入学术中心，成为主流史学。作为一门“显学”，历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备受关注，因此史学界对十七年史学的研究和评价与十七年史学的发展同步展开。

在新中国成立两年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比新、旧中国的历史学，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呈现新的面貌。

郭沫若把这些变化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史观转向了新史观，即从唯心史观转向用马列主义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第二，历史研究者的作风改变了，即从过去完全从个人兴趣出发转向从事集体研究；第三，从名山事业的研究态度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第四，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第五，从大民族主义转换到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上来；第六，从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转变到开始注重研究亚洲历史（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进步日报》1951年9月29日。）。范文澜认为，郭沫若所说的“六点转向”“主要是要我们大家向那些个方向去转。所以重点在‘转向’两字。到底我们转向了多少呢？是大部分转过去了呢？还是才转了一部分呢？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不管转了多少，我们一定要彻底向那边转是毫无问题的。我们可以保证一定能够全部转过去”（范文澜：《史学会已有的成绩与今后的努力》，《进步日报》1951年9月29日。）。两位史学界领军人物对新中国史学的转变认识虽有不同，但对今后史学发展的“应然”期望对十七年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发展变化的文章还有华岗的《两年来中国历史科学的转变和趋势》（《光明日报》1952年3月15日）、刘大年的《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科学通报》1953年7月号）、方回（向达）的《解放四年来历史科学的发展概况》（《光明日报》1953年10月3日）等，而对十七年整个阶段史学作出较为全面总结的是刘大年1964年撰写的《十五年来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一文。文章指出，15年来，中国历史研究取得的成绩主要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经验的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的研究”等。文章还分析了中国历史学者走过的道路：一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二是不断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三是参加实际斗争，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四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刘大年认为，实行“百家争鸣”，通过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参见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45—251、254—258页。）此文发表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不断加剧的“左”的思潮，鲜有学者再作系统的回顾与总结。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社会主题发生了巨大转变，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历史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十七年史学的研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史学界在拨乱反正中力图“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重新接续十七年史学，主要表现为：一是一些杂志重新发表被“文化大革命”否定的文章，如《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重新刊发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这是历史学研究重新校正方向的标志性事件（ 参见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二是出版一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如《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三是召开一些史学会议，继续讨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间论争的专题，如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会”“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等等。

大致可以看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史学界对十七年史学讨论的重大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并形成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 如马克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古代社会的几点体会》（《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志纯、学盛：《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于可、王敦书：《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宋敏：《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志纯、学盛同志商榷》（《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等。）、“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继20世纪50年代讨论高潮之后，70年代末封建社会分期问题讨论又形成第二次高潮。“文化大革命”后，白寿彝在《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一文中较早提出这一问题。此后，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6期）、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史分期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林甘泉《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转化》（《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等都是讨论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代表性文章。）、“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仅在1978年至1982年，发表的有关论著总数有180篇之多。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接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讨论之后的“第四次大讨论”。参见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中国农民战争史”（1979年至1984年，“中国农民战争史问题”继1958年至1966年第一次讨论高潮之后，再掀一次讨论高潮，这次论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强烈的反思意味。）等问题。这些讨论及其观点，有的是五六十年代曾经提出的，而又有新的发展，或有新的论证，有的则是过去不曾涉及的新见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历史研究的理论、路径与方法等方面力图接续十七年史学，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发展的突出代表是刘大年和胡绳。坚守革命史学价值观念是他们这一时期史学的主要特点。以革命为最高价值研究历史是自民主革命以来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同塑造的结果。事实上，大多身兼“战士”与“学者”双重身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构筑这一体系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众多学者中，刘大年和胡绳既是构筑者又是坚守者，他们对历史前进的动力和历史研究对象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叙事范式的坚守，承续着十七年史学研究的基本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坚持革命史学价值取向的学者们的精神支撑。在这一时期，他们对“左”的教条主义史学思潮进行了深刻批判，同时也指出了长期以来史学研究存在的不足，如刘大年在编辑出版《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的“序言”中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公式化、简单化，导致“陈陈相因，了无新制” （刘大年：《范文澜同志的科学成就》，《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随后，刘大年又倡议中国近代史研究应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入手寻求新的突破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引起学界广泛注意。

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史学界在告别“文化大革命”走向新生的过程中，以黎澍为代表的启蒙史学迅速崛起，并形成一股强大的史学思潮，“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新论题的提出和展开是其重要表现。他们在反省“文化大革命”，清算“左”的史学思潮过程中，深刻批判十七年时期存在的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并对长期以来史学界形成的“救亡与革命史学框架”进行反思，从理论、路径和方法等方面形成了启蒙史学的研究路向。学界为同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相区别，称之为“新启蒙”。启蒙史学路向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与传统革命史学路向相并而行的重要一极。

1979年黎澍发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全面反省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主旨是批判长期以来弥漫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条主义。黎澍认为，社会科学在它过去30年实际取得的成就，远低于它所能够取得的，我们应当从中得到三个教训：一是应坚持唯物主义，二是要尊重辩证法，三是应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对待科学 （黎澍：《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从当时的语境看，此文明显是这一时期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此后，黎澍开始了系统的理论反思。1983年，黎澍再次撰文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学取得了显著成就。由于做了大量的整理资料工作，历史著作的出版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然而，“回顾建国后三十年间的历史学，我认为，我们不仅未能充分利用新的有利条件，求得历史学的更大发展，反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使历史学受到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打击，在思想上造成了相当的混乱”，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没有稳定的正确的方向” （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历史研究跟随政治随风起舞。从整个80年代看，在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环境中，以黎澍为代表的启蒙史学占据上风。“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新、老问题的论争就是在启蒙史学价值取向的引领下轰轰烈烈展开的。

在这一时期，有不少学者沿着黎澍开启的启蒙史学道路前进，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蒋大椿和王学典等人。特别是王学典作为这一时期史学理论领域的“少壮派”学者，在此领域创获较多，并且是此后对十七年史学一直持反省态度的典型代表。他先后撰写了《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88年第1期）和《“阶级观点”再认识》（《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等文章，“在黎澍终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前进”，反思过去习以为常的“伦理史观”，还“唯物史观”本来面目，在“人类文明史的创造者”和“阶级观点”等方面提出了具有突破意义的观点，大大推进了新时期以来对十七年史学的整体认识，也使得启蒙史学对十七年史学的反思更加深入，引起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80年代后期，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的著作是周朝民等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和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前者较具反思意味，作者在“序言”中说，他“既不愿意脱离历史，更不乐意回避现实，而是在超越历史、现实的希望之上，做出自己的努力，期望能够对中国史学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有一个客观的介绍，有一个中肯的评论，有一个文化学方面的反思”。对于十七年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作者指出：“在此时期内对于资产阶级史学的批评存在着失误，强烈的政治功利倾向也日益渗入到史学领域中来，反‘右’、‘拔白旗’、‘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等等现象已开始出现，成为后来中国史学蒙受惨重浩劫的滥觞。”（周朝民、庄辉明、李向平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前言），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页。）

《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则以专题形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40年的历史学进行回顾与总结。作者认为在十七年中，“由于逐步发展起来的‘左’的路线的干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下，中国历史学在对待历史和现实这一基本问题上，未能适时地完成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因而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同时，由于许多史学工作者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一时尚不能完全领会其精髓，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中难免出现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尽管如此，在这十七年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得的进展和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参见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可以看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直到80年代末，史学界对十七年史学的研究基本上与纠“左”始终联系在一起。进入90年代后，研究重点发生了一定变化。

促成90年代对十七年史学研究发生变化的因素在于：一是政治性事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促使不少学者学术研究转向，学术界纷纷从关心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转向文献考订，“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的基本特征（ 参见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二是国学复兴、文化保守主义崛起，对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面临严峻挑战；三是世纪末情结，引发许多学者对20世纪史学进行回顾与总结。正是由于这样复杂的政治与学术的变化，使一批学者对于十七年史学的学术研究明显增强，分歧的观点也增多，尤其是对十七年史学思潮的研究最为突出，如蒋大椿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和《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以及庞卓恒的《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蒋大椿所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一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40年特别是十七年期间学术界围绕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所作的探索及论争。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一学术论争的焦点、分歧的根源、思想方法及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提出了深化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研究所需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及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它对于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理论以及进一步研究此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是王学典研究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思潮的重要著作。前者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冲突和斗争作为基本线索，勾画了十七年史学发展的基本框架,作者认为：“从1949年至80年代末期，史学思想的基本冲突是‘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冲突；50年代前期，‘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较量，主要表现在历史主义对‘片面反封建’(流行阶级观点的要旨)倾向的有效抑制上，历史主义思潮处于主流地位；1958年狂飙突起的‘史学革命’，是‘片面反封建’倾向的恶性复活，历史主义原则在这时丧失了任何约束力；60年代初期的史坛趋向，是全面走出1958年的‘史学革命’，历史主义这时又成为人们清算所谓正统论点的利器和保护神，‘阶级观点’一时被弄得声名狼藉；从60年代中期起，‘阶级观点’开始全面反扑，‘回到五八年去’构成‘文革’前夕、‘文革’10年史坛的基本趋向。”（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作为当时代史学的见证人丁守和在评价此书时说：“作者把中国当代史学史归结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突，是颇具只眼的。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当代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要害和趋势。” （丁守和：《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由此可见作者的深刻洞察力。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了全面分析，并力图从全局上进行反思。作者将新中国50年间史学主潮的发展脉络作为基本线索，对其间递嬗迭起且有较大影响的若干史学思潮作系统梳理，既重外在的社会学分析，又重内在的学术理路的发掘。作者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论战”“历史动力问题论战”“历史创造者问题论战”“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等重大史学事件打通，在学术史上有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探索了1949年后数十年史坛曲折起伏的理论根源；二是理出了当代中国史学演变进程的主线，建构起具有较强概括力的理论框架；三是对当代中国主要史学思想和历史理论的变迁作了专题研究。

在90年代末，庞卓恒出版《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以“唯物史观的再认识”“唯物史观与中国史研究”“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等三编构建整体框架。作者强调说，书中所提“再认识”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再认识或再阐释”，而不是减弱或否定它在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并对“历史发展规律”“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滞缓原因”等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再认识”。另外，作者还比较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探讨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等重大问题。

在90年代，还有一些著述以世纪末为因缘，站在整个世纪的高度回顾行将过去的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进程，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林甘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戴逸的《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瞿林东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王学典的《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等。这些学者将十七年史学置于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这一大框架下审视，给出了比较客观的估量。

从整体上看，90年代的史学界对于十七年史学的研究走出了80年代对“文化大革命”史学政治批判的语境，史学家更多关注史学自身，更多地将这一段史学研究置于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进程中思考。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在新世纪之初就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历史与未来先后召开两次较大规模的研讨会：一是2001年辽宁省历史学会主办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二是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都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学取得的成就，但对十七年史学的理解和评价存在明显分歧。两次讨论会揭开了新世纪以整体评价为特征的十七年史学研究。

这一时期，关于十七年史学的研究与评价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及著作主要有：蒋大椿的《八十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教学》2000年第7期）和《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王学典的《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东岳论丛》2000年第7期）、《历史学若干基本共识的再检讨及发展前景》（《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1期）；陈其泰的《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及唯物史观的价值》（《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和《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这些文章观点分歧明显，争论较为激烈。此外，胡尚元的博士论文《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则着重于重建这一时期史学领域大批判的史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胡尚元：“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2005年。）。

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也较多，主要有陈其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王学典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和《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剑平的《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6年）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都对十七年史学作出了有一定力度的分析。

从总体上看，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对十七年史学的研究以整体评价为主，同时渐有多向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