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中心建设中北京角色作用探析【2】

二、首都建设与发展——拓展政治中心的内涵

北平和平解放后，由国民党统治下的封建性质的特别直辖市，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首都、政治中心，其城市的性质功能与定位不再取决于旧社会统治者利益的需要，而是要适应新中国的发展需求。此时，如何开展首都的各方面建设，完善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各项功能，突出政治中心的内涵，是北京市委、市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

（一）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权建设的初步尝试

北平解放初期，为适应新中国的政治中心的角色需要，北平市委积极进行政权组织形式的探索，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领导广大市民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建立和巩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

北京市委从实际情况出发，召开了多次具有代表会议性质的座谈会，解决土地房屋等一些重大问题。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北平市委向中央打报告申请召开一次全市各界代表会议。中央基于北平市委之前的工作探索及实践，于1949年7月31日，致电各中央局和分局，要求“凡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两个月至迟三个月后，即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党与政府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5]”，并转发北平市委关于召开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供各地参考。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上通过了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各界代表审查和处理了大会提案248件，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市政报告的决议》和《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宣言》《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组织条例》。此外，《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议事规则》《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会场规则》这几个文件的制定，为全国制定同类文件提供了经验。中央对北平召开的这次会议给予高度重视，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13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6]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后，北京市委依照全国政协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有关规定，根据毛泽东在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积极筹备召开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9年11月20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地方人民政权建设的示范》的社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会议，有着广泛的和充分的代表性。从此，我们北京市各界人民就直接管理自己的政权了。只要北京市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团结一致，新老工作人员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发展北京市的各项建设事业，建设人民的首都。[7]”会议历时三天，选举出了市政府组成人员。选举出的13名政府委员中，中共党员有7人，党外人士6人，是名副其实的民主政府。这种选举有党外人士组成的人民政府的做法，在全国还是第一次，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最后，大会通过了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决议，并选举产生了协商委员会正副主席和委员。北京这种在会议闭会期间设立协商委员会作为它的常设机关的做法，得到中央的肯定。1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协商委员会的职权给华东局的电报》中指出：“上海第二届各界代表会应选出四十人左右的协商委员会，其职权为在各界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向市政府提出建议案，并为下届各界代表会议准备议程及议案。请参考北京《人民日报》所载北京第二届各界代表会所选举的协商委员会。[8]”

经过两届市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功举行，北京市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并且其积累的重要经验为全国各地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示范。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委还积极探索基层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根据中央的相关精神，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1950年5月31日起，北京市先后在第六、第七、第一、第五等四个区作为试点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解决了各区人民急需解决的福利问题，检讨了政府的工作，进一步密切了人民和政府的联系。为了让中央及时掌握情况，以更好地指导全国工作，北京市委总结了北京市四个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七条经验，形成《北京市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初步经验》报告，报送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华北局。8月9日，毛泽东向各地批转了这个报告，批语称“兹将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内各区开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发给你们参考。我们认为大城市的各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请各大城市市委考虑实行。[9]”

至1954年8月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北京市一共召开了四届十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这种创制行为不仅使得首都在建设人民民主政权方面做出了新举措，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为恢复与发展生产、开展各项建设事业准备了条件；并且在北京市的积极探索和带动下，全国其他城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都相继开展，这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成熟的条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开拓过程中，北京作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

（二）首都城市建设——构筑新中国的政治象征

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和政权建设走上正轨，首都城市建设的任务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北京市委多次强调：我们的市政建设方针是为中央、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三为”方针是北京城市建设的总方针，也是当时市委领导各项工作的一条指导方针。这项方针体现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在国家层面的角色担当，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整修中南海为中央机关办公所在地。1949年初，北平解放之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进驻了北平香山。当时，由于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经常频繁地往返于香山与中南海之间。考虑到工作方便和确保安全，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同志，于1949年7月给中央写了报告，请毛主席搬进中南海居住和办公。北京市协助整修了中南海，大约在1949年8月，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开始向中南海搬迁。此后，中南海正式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

确立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关于行政中心的定址问题，意见不尽一致。梁思成等一些专家，主张把首都的行政中心放在北京西郊的新市区。另一种意见主张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区内，认为这样合理且经济，可以更好地保护文物古迹，发扬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在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之后，中央和北京市委采纳了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的意见。这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作出的选择。在行政中心的确立过程中，北京作为规划的重要参与者、建设的具体实施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便利中央机关在城内办公，除了整修中南海之外，北京市委为全国政协兴建了供开会和办公用的政协礼堂。随后在长安街、朝内大街、公主坟以西、三里河、百万庄、和平里、地安门等地，修建了许多中央和部队机关的办公用房。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的中央机构都在北京办公。

建设首都的标志性建筑。建国前夕，经过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的周密研究，将开国大典的场地定为天安门广场。建国前天安门城楼经过长久的战争侵蚀，已经覆满风尘。1949年8月，为迎接开国大典，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天安门城楼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和修整，粉刷城楼使其重焕光彩。与此同时，开辟出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在城楼前竖起升降国旗的设施。1949年10月1日，装点一新的天安门广场迎来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国家主席毛泽东在这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成立，自此，天安门广场对于全国人民具有了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成为中国的第一标志性建筑、首都的心脏。1958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北京建设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国宾馆、民族饭店和华侨大厦十大建筑作为新中国首都的标志性建筑。

协助国家做好外交工作。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决策，北京市不承认国民党时期驻京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切卖国条约，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北京开办的宣传机构。逐步收回国民党时期驻京的美、法、英、德等国的兵营产地权，征用兵营的建筑物。另外，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协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在北京修建领事馆或办事机构，解决使馆人员的工作、住宿问题。1955年起，北京市政府还在建国门外的齐家园附近，建外大街北侧、日坛公园西南侧开始修建第一使馆区——建国门外外国驻华使馆区。第一使馆区主要聚集了一些苏联等社会主义的国家使馆，体现了中共当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与外国交往的重要地区。

（三）在社会改造运动中示范全国

“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绝不能允许再有任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来压榨、勒索和侮辱我们人民”[10]。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中心的建设是一个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所形成的一系列畸形特征逐一矫正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犯罪、腐败、失业和其他罪恶较少的城市。这一点，对于北京来讲，具有非常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北京市委市政府积极开展郊区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社会改造运动，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风旧俗，树立起爱祖国、守秩序、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好的社会风气，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在北京一系列工作的开展中，北京市的一些做法决心大、行动快，多次被中央作为典型经验推广全国，发挥了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独特示范作用。

从1949年冬到1950年春，北京郊区分批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这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北京郊区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兼顾城市未来的发展，注意保护与发展生产力，注意城乡社会的稳定，制定出了不同于一般地区农村土改的政策：一是实行土地国有，“没收所有地主之土地，并征收富农出租之土地，统一由本市人民政府管理并酌量出租”[11]；二是不平分土地，由政府分配土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村里不靠土地为生的非农业人口不分土地，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并无所有权。市委在调剂土地使用权的问题上实行“四不动”、“五动”的办法，通过这些调剂办法，基本上解决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对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十分重视，尤其是避免老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从北京的实际出发制定政策的经验。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北京郊区土地改革总结》作为参阅文件印发了会议。政务院1950年1月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十一月公布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明显地吸收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大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其中的一些规定与北京郊区相关土地改革政策是相同的，使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12]

此外，北京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社会运动实施较好，整顿了社会风气，在全国发挥了政治中心的应有作用。通过镇反运动，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506名,处决940名,给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北京的反革命势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使首都的社会治安秩序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其中，在镇反运动实施过程中，北京市创造了许多重要的经验和做法，如大张旗鼓加强镇反宣传、摧毁一贯道等做法都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经验推广全国执行。据统计，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4月，毛泽东先后5次批转了北京的镇反经验，要求各地学习仿效。[13]北京市的三反五反运动，有效地教育了干部，清除了腐败分子，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对于清除旧社会的污毒、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树立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中央提供了开展运动的经验。据统计，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北京的经验和做法先后6次被毛泽东批转全国仿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14]起到了一个政治凝聚和政策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