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全军训练工作【2】

担子确实很重。

不久，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长和我，一起研究军训部的工作。周副主席说，各个国家都有很健全的军训部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国民党也有个训练总监部。我们建国了，随着作战任务的逐步减少，今后军队将以训练为主，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部门。

讲到这里，大家都非常兴奋，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来。说的意思就是，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现在我们夺取了全国政权，人民解放军成为国防军，随着形势的发展，就不能沿袭过去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和游击习气。军队要向正规化、现代化走，要由低级建军阶段走向高级建军阶段。

周副主席、朱老总和聂总都反复强调一个思想，要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我记得朱老总打着手势说：“不搞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成。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主。”

大家一起研究确定了军训部成立后的几项主要工作：一是制定全军军事训练计划；二是组织编写条令条例；三是筹备组建陆军大学，而当务之急是尽快地把军训部组建起来。

周副主席对我说：“具体方案由你提出，交荣臻同志审定。”

我从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一直在沙场征战，20多年来，枪林弹雨，从南方打到北方，又从北方打到南方。如今，南下征尘未洗，又受领了新的使命。作为一个参加过人民军队初创斗争的老兵，我为自己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担负这样神圣的使命而感到光荣，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说实话，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我缺乏现代化知识，担心不能胜任工作。

当我正想说出自己的顾虑时，见朱老总和聂总正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话到嘴边又咽回了。还在解放战争进行当中，我同朱老总、聂荣臻以及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接触时，就听他们谈起军队的训练问题。他们这些老军人，深知训练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那时就在为新阶段建军的训练方针和任务筹划着。有他们支持、帮助和指导，我还有什么顾虑呢？

在战争年代，我虽然主要是领兵打仗，但也有过主持军事训练的经验。红军时期，我三次带农民军，从立正、稍息、端枪、瞄准开始，硬是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训练成了能攻善守的红军战士。下井冈山后，我担任过红军教导队的队长；湘鄂川黔时期，兼任红军学校的校长；全国解放战争中，兼任过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对于军队训练工作不算太生疏。特别是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喜读兵书，注意古今治军经验，对于训练军队有些想法，想到这些，我坚定了信心。

组建军训部，一切要白手起家。第一件事是找“落脚点”。好在当时房子并不紧张，军队进城时，占了一些旧兵营和官僚的房产。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与我看了几个地方，最后选中东四七条的一座院落。院子不大，房子也不多，但环境僻静，适宜办公。人民军队胜利后第一个军训部便设在了这里。

有了办公地点，紧接着就是选调干部。选人比选房子要复杂得多。我们定了选调干部的三条标准：一是政治强；二是有作战经验；三是有文化。当时从华北军政大学选调了一部分懂训练的人员，还从各方面选调一些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如李钟奇、刘光弟、吴伟、叶楚平、陶汉章、蔡铁根、蹇先佛等，他们勤奋实干，成为军训部初创时期的骨干。

干部调齐后，根据工作任务，建立了部办公室和训练局、军校局和出版局等。几个局大都是新建的，只有出版局是原有的，它是由在延安时期建立的军委四局改称的。局长是童陆生，是一位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和中外军事典籍都有涉猎的人，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组织人陆续翻译一些苏军的教材和收集中外军事资料。军训部成立后，更系统地翻译了苏军的条例、条令。此外，他还组织人员广泛收集各种军事图书资料，包括国民党的操典、条令，还有日本、德国的操典等。后来军训部编写条令，大家都到他那里查阅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