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全军训练工作【5】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51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开学了。学员是由总干部部负责招收的，由军委批准。我军一些著名的将领像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陈再道、杨勇等，当时都是第一期的学员。军事学院的学习正规、严格，学员不论职务多高，一律按统一要求，过紧张的集体生活，按规定的教材上课，参加考试。有一些老干部适应不了这种严格的学习生活，他们从游击战争的环境过来，习惯于带兵打仗，坐不住，特别是到考试便叫苦。他们向刘伯承院长反映，说这样学下去受不了，刘伯承院长很幽默地说：“天底下只有饿死的，没有学习学死的。”他们都照刘伯承的指导，继续努力学习，也学好了。

从思想上说，这些同志倒不真是怕苦，长征那么苦都走过来了，学习上的这点苦怕什么？主要原因还是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特别是骄傲情绪作怪，认为过去没有学习，也打了胜仗嘛！这种想法在当时比较普遍，也是影响正规化建设的主要思想障碍。

我总认为，军官必须要有知识，高级军官，知识要更高些。古今中外那些有影响的军事将领，都是有知识的，孙子如没有知识如何写得出千古不朽的兵书？蔡松坡（蔡锷）如没有知识，又如何写得出脍炙人口的曾胡治兵语录？凭经验能不能打胜仗呢？能，但不会总能。经验毕竟是有限的，不自觉的，比如，不懂得电子技术，又如何能指挥现代战争？所以，我始终认为，军队干部必须学习，要成为有知识的人。当时，我们军训部配合军事学院，针对有的干部不爱学习的思想障碍，做了一些工作，慢慢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学习空气。

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学习就当不了干部。这也使全党全军学习蔚然成风。

在筹建军事学院的同时，军训部还抓了全军其他各级各类院校的组织工作。建国初期，我曾对全军院校排队，发现陆、海、空军和防空军都有院校，陆军中的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也有院校，只有化学兵没有院校。我认为化学兵是个重要的兵种，在现代战争中不能缺少，而当时又特别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我就向军委建议组建化学兵学校。

组建一个学校首先要选校长，我马上想到了张乃庚。张是北京某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抗战初期到晋察冀参军，当过教导队队长，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我向聂荣臻代总长建议，聂也知道这位同志，我一说他就同意了，我便给总理写报告。很快，报告转到主席那里。1950年11月29日，毛主席批准了我的报告，又过了一个多月，化学兵学校在四川江津成立，以后迁到北京的南口。

随着部队正规化训练的全面展开，军事院校也不断发展，各大区、各军兵种还要创办各类院校。为了统一规划，我组织军训部的同志分赴各大区，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认真调查，对院校的数量和分布进行科学论证。当时我们摸清了三个情况，一是全军有多少个排长；二是有多少干部要提升；三是有多少干部要转业或退伍。这样也就摸清了全军共需要各级各类院校的总数和各类院校的规模、招生数额等。我们把全军院校分为“三级制”，即培养初级指挥员的基层军事学校；培养中级指挥员的军兵种高级军事学校和培养军以上指挥员的全军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后来我们又提出，基层军校培养的排长、连长、航空员等要达到大学水平，上可以一直提升到国防部长；如果退伍回到地方，其文化水平也可以当教员、当经理、当厂长等建国干部。

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是从当时的国情和部队干部队伍长远建设出发的，我认为把院校招生同干部的进退结合起来，把干部任命和复转结合起来，军队院校培养出来的军官，既能治军，又能治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用人才”，就能使干部队伍像活水一样流动，保持生机。

为了建设好全军的军事院校，我们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院校建设调整方案。

我把这个方案拿给刘伯承和叶剑英看了，他们很满意。刘还说：“你去向主席汇报一下！”

我就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的叶子龙，说：“我要向主席汇报工作，能不能安排一下。”

叶子龙说：“等我通知吧。”很快，叶子龙打电话来，说主席要我去汇报。

我拿了早就准备好的五张大表，到主席那里，我说：“主席，我要在你的墙上挂几张图。”主席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样可以一目了然。”主席说：“那好，你就挂吧。”

我把图挂在毛主席面前的墙上。这五张图把全军军事院校的布局、纵向和横向的关系以及教学内容、训练计划等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一边看，我一边解释，他随时提问，我指着图一一回答。很快，他说：“你要汇报的问题我已经清楚了。很好，很好！”那天，主席显得特别高兴，临走时还对我说：“你以后再来嘛！”

1952年6月，毛主席批准了我们提出的全国军事学校进行统一调整的方案，将全国五所高级步兵学校缩编为一所总高级步校和两所高级步校，将17所步兵学校缩编为9所，并决定在哈尔滨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培养陆海空军高级技术人员。经过调整后，全军共有各级各类院校91所，各院校的训练对象、学制、训练计划、教学内容等，都趋于正规化。

1952年11月，军校部成立。从此，全军院校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领导。

从1950年6月到1954年11月，我担任了4年多的军训部长，主持全军的训练工作。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无论从我们党、我们军队还是从我个人来说，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那是一个真正齐心协力搞建设，全心全意干事业的时期，大家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到处充满了朝气。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