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全军训练工作【4】

1953年6月以前，部队训练主要还是以学技术、学文化为主。当时苏联援助了我们许多武器装备，我记得大概有××个航空兵师、××个步兵师的装备，还有××艘舰艇等等。我们的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一下子提高了，但是，部队广大指战员多为文化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农民，掌握这些武器装备就发生了困难。先进的装备不会用，就等于一堆废铁。所以，学技术、学文化就成了当时十分迫切的问题。1950年我们在全军掀起以学技术为主的技术训练热潮；1951年总政治部又把文化教育作为全军训练的中心任务，提出向文化大进军的口号。

当时全军广大指战员学技术、学文化的热情高涨。新中国成立了，在政治上翻了身的人们，更希望在文化上翻身，以便成为真正的国家和军队的主人翁。正是这种精神动力，使部队的文化素质提高很快，许多指战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难度较大的技术。记得有这样一件事：50年代初期，苏联曾帮助我们训练了一个坦克师。过去我们没有坦克师，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经验，苏军在提供装备的同时，还派人来帮助我们培训人员。由于指战员刻苦认真，仅用半年时间就把装甲部队的战术技术基本掌握了。苏军教官很惊讶，也很满意，直伸大拇指。他提前完成工作。有许多教官比预计的时间提前撤回国。

当时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那时世界上真心真意帮助我们的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在50年代就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苏联给了我们物资和军事装备援助，我们只能学苏联。当然，任何一件事强调过了，就难免有失偏颇，如有的同志主张“不走样地学”，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全照搬苏联，这都是不足取的。那时，各个单位都请苏联顾问，部队的特种兵学校和师以上单位都有顾问，有些顾问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意见也难以实行。但总的来说，那时对于学苏联的问题，我们是把握得好的，苏联顾问大部分起了好作用。

提起苏联顾问，我十分怀念曾一起共过事的格拉兹诺夫。他是我们军训部的首席顾问，我刚到北京时，他就来了，住在一个旅馆里。那年他已经57岁了，是苏军的一个中将军长。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见他在伏案工作。旅馆的条件不好，连个写字台也没有，他就趴在茶几上写教材。他为人坦诚、忠厚，我们常在一起交谈，我曾问他：“您在哪里读的书？”他说，他是雇农出身，只读过小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十六七岁，沙皇征兵把他征去了。在寒冷的战壕里，他听到了十月革命的炮声，当时列宁号召所有的沙皇士兵扔掉枪回家去，他响应了。回家后又出来当了红军。他说，他的文化和军事知识都是在红军中学的。

听了他的话，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只读过小学的小雇农，当红军后，派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毕业当了高级将领，还来中国当军训部首席顾问，真值得人们学习。工作中我们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多。当时，我们与苏联顾问彼此都很真诚，一方真诚地学，一方真诚地帮。在南京军事学院时，陈毅和刘伯承也曾对我说起苏联顾问的事，说军事学院的教材都是他们编的。陈毅与那位60多岁的首席顾问谈话，认为顾问有知识，是认真地顾和问。

1952年12月，第一次全军参谋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确定了从1953年6月开始全军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训练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计划。

在这期间，我们着重抓了高级干部集训和机关演习。记得1951年在河南明港由军训部主持搞了一次加强步兵团演习，这是军训部第一次抓的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规模虽然不算大，但为即将展开的正规化训练做了示范。1952年在南口又搞了一次战术演习，也为1953年的训练创造了条件。类似的演习以后就多了，规模也越来越大，像1954年11月由军事学院在山东半岛主持的抗登陆演习，1955年11月在辽东半岛由叶剑英主持的抗登陆演习，都是全军性的。和平时期练兵，就是要搞好演习，因为这种近乎实战的演习，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能力，是一种综合训练和检验。我们开展正规化训练，必须下大力抓演习，在这点上，军训部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为各部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53年底，我们在年终总结时，对这时期的工作做了这样的评论：“1953年下半年我军按正规统一计划进行部队训练，这是我军走向正规化一个重大的成就和正确的措施。”我认为，这个评语反映了我们这段工作的实际情况。

组建军事院校是我在军训部期间做的第三件大事。最初是筹建陆军大学（1950年11月军委正式定名为军事学院）。全国解放前一年，军委在华北曾建立了一所军政大学，叶剑英任校长，他说，要注意收罗有知识的旧军人。朱德总司令来校巡视，曾说，全国解放后，我们要办高等军事学府。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为此做了些具体工作。

从人民军队创建那天起，我们就希望有一所自己的高等军事学校。因为我们这些老军人深知治校对于治军的重要性。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有过几所很重要的军事院校，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还有云南讲武堂等，中国一大批有才华、有影响的军事将领都出自这些军校，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一批来自这些军校，像叶挺毕业于保定军校，徐向前、林彪是黄埔生，朱德、叶剑英来自云南讲武堂，彭德怀、黄公略来自湖南讲武堂等。

在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条件办自己的高等军事院校，虽然各时期、各地区都创办了一些红军学校、抗大、军大等，但并不正规，学习内容也多以政治为主，学军事学得比较简单，不系统。新中国一建立，中央军委就在筹划创办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了。朱德、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等对这事最热心、最认真。

记得我到军训部不久，成立了陆军大学筹备委员会，指定我为筹委会主任。有一天，朱老总听说我们要为陆大选校址，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看。”他和我坐车先到府佑街附近原北洋军阀陆军大学的旧址，一看，过去的建筑不大适合于现代教学，同时，房子太破，一下子修不起来，不行；又到五棵松一带，还不行；后来又跑到现在国防大学所在地红山口，一连跑了四五个小时，他老人家还兴致勃勃，边走边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看地形的笑话。

开始，朱老总主张军事学院办在北京，但一直没选到合适的地方。后来我到南京去，发现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址比较好，就提出军事学院的校址设在南京。这时，军委已决定由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

提起这事还有段故事。当时，刘伯承在西南军区当司令员，谁都知道，这是个有职有权的岗位，但他对军事教育事业却情有独钟。一次，他来北京，见到总理和朱老总，诚恳地说：“我年纪大了，想教教书。”朱老总早就想请刘伯承来当军事学院院长，但还没有提，刘一说，他非常高兴，连说：“好，好，你来当校长。”早在二三十年代刘伯承就留学于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西方的军事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们党内文武兼备的大军事家。现在请缨办军事学院，完全是为了我们军队的建设，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种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我和刘伯承在工作上有过较多接触，当我提出在南京办军事学院时，他欣然地说：“这事你定就行了。”那时我的思想上很少有顾虑，有什么想法直接就向总理、朱老总、刘、叶、聂几个老帅提出，他们很快就拍板决定。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听说要在南京办军事学院也很热心，对刘伯承说：“你在南京办军事学院，我当后勤部长，后勤保障的事我包了。”后来确实如此。

校址选定后，接着就是选教员。除了从部队调一批有作战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军事指挥员外，主要是从华北军政大学调教员。我们早就准备了一批教员在那里。前面说了，1948年朱老总就对叶剑英说过，要准备将来办军事院校的教员。我们那时打胜仗多，俘虏也多，就派人到各地去物色解放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找了200多人。

在利用旧军人这个问题上，曾有过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怎么能让打败仗的人来教打胜仗的人呢？也有人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向旧军人学习呢？

我认为军事理论、军事原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哪一党派，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比如争取主动的原则，集中兵力的原则，重点防御的原则等等，任何一支军队打仗都要坚持这些原则。正因为这样，一部《孙子兵法》，古代人学，现代人也学；中国人学，外国人也学，超越了时代、阶级和种族的界限。

1928年湘南起义时，朱德指挥工农革命军同许克祥的部队在砰石打了一仗。当时，革命军用的是段祺瑞政府的《步兵操典》（北伐军即用这个操典），而许克祥用的也是这个操典，结果，我们以一个团打垮了他一个师。那时我就想，一本操典，北洋军阀用、北伐军用、国民党用、共产党也用，战争结果却不一样，说明军事原则是相同的，关键是看什么阶级、什么人领导和运用。

1930年8月打长沙时，我那个部队缴获了五、六挺机关枪，组织起一个机关枪连，但没有人会使用机枪，我就让一个被俘的国民党机枪排长来当连长。这位解放过来的排长，经我们一宣传，就报名参加了红军。他技术很好，经他训练，部队掌握了机枪的射击技术，很快投入战斗，起了作用。当时我还没有理论上的认识，只是感觉战争需要知识和技术，既然这位排长有，为什么不能用呢？当然，是在改造教育的基础上使用。1935年，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战场俘虏了国民党中将师长张振汉，我在同他多次谈话中，看到他战争经验多，有军事知识，请他到红军大学当教员，讲军事课，那时的思想就比较自觉了。

有时候我也去听课，一为让张放心讲课，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我是当时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听课时也和一般学员一样，以“师礼”对他。另为使听课的学员，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在这位俘虏来的老师面前，不以胜利者自居，而要虚心听课，从他那里学到知识。我还虚心地听课，我的部下就更虚心了，起点学习带头作用。当然，我在听课之前，也考虑过听他的课，可以看出老师的水平和态度。

筹建军事学院时，这个思想更明确。当时周总理、朱老总以及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等都是这个思想。我听朱老总多次这样讲：“过去我们没有条件学习，而国民党则不同，他们有条件，很多人经过正规学习，有理论、有知识、懂技术，我们要利用他们来教学。”刘伯承也讲过：“旧军人经过改造，就可以来教我们，因为军事原则，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大体是相同的、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