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全军训练工作【3】

经过近5个月的筹建，军训部的框架终于搭起来了，各项工作也准备就绪。6月，军委正式下达任命我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9月，我们召开了一个大会，宣告军训部正式成立，公布了全体干部的任职命令。

这里要特别提到，当时军训部的编制中，还有个高级研究室，也叫参事室。这是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设的，主要是安置国民党起义将领和解放的高级军官，如周亚卫、高树勋、廖安邦、翟建新、马鹏飞等，都在这个研究室，这也是当时军队中唯一具有统战性质的机构。军训部初建阶段，这个机构曾起过一些咨询的作用。当时的主任周亚卫，曾任国民党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我请他写一份介绍日本陆军情况的材料，他笔头很快，几天就搞出来了，其中关于“野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预备役部队）部分，我感到很有参考价值。他们虽然不参与决策，但经常介绍中外军队的一些情况，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开阔了视野，也打开了思路。

军训部成立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抓编写条令、制定全军训练计划并组织实施，以及筹建陆军大学。这三项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任务十分艰巨，调来的同志齐心努力，都想把工作搞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了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这一要求自然地成了建国后军队建设的纲领。当时提出四个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这支军队过去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残酷的斗争使各部队必须独立自主，各自为战，虽然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统一的，但从指挥上、制度上、编制上、纪律上都是根据当时当地战争的传统习惯制定的。当时五大军区都颁布了自己的条令，这在战争年代十分必要。但在建国以后不久，1951年军委制定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建军方针，就是适应这种新的历史任务提出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明确地提出了“五统四性”，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并指出“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可以说，这些就是当时我们编写条令以及组织部队和院校训练的指导思想。

编写共同条令，是实现全军统一的首要措施。记得1950年的夏天，我们在东单大华电影院（当时军训部没有礼堂，开大会只能租用地方电影院）开大会，我作了动员。会后组成了精干的班子，专门负责编写条令。开始就是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我们编写条令，除了参考各地区的材料以外，还参考了古今中外的条令。中国军队只有国民党时期有较为完备的条令，我们当然不能以他们的条令为蓝本，主要是参考苏军的条令。苏军的三大条令这时都已经翻译出来，又结合中国历史上一些好的军队管理办法，加上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拟出了初稿。夏天开动员会，冬天便送审了。

周恩来总理当时指定由刘伯承审定三部条令，总理对我说：“只要刘伯承点了头，就算通过了。”刘伯承此时还在西南，我们编写出一部分，就派专人送去给他审一部分。12月22日，刘伯承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内务条令已研究完了，讨论中所提的问题均由张戈同志面告，总的原则应该是：1.以苏军内务条令为蓝本；2.以我军优良传统及其好的历史习惯为基础；3.一般的应简明易行；4.适合现在，照顾将来，特别加强陆、海、空军的建设及备战的观点。”

过了一个星期，他又给我来信，写道：“对纪律条令之草拟，我们意见：1.应以苏军纪律条令为蓝本并照顾我军优良习惯与作风；2.条令内应注重教育，多讲理少惩罚。”

根据刘伯承同志的指示，我们又反复讨论并向五大军区军训处长和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征求意见，草本先送一九六师去试验，他们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摆排。精心修改后，又送到刘伯承同志那里审查。1951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开学。在开学典礼上，我见到刘伯承同志。此时，他已调军事学院当院长了，一见面他便对我说：“你不要急着走，等两天我就全部看完了。”

听了这话，我非常感动。修改稿送给他也就几天时间，厚厚的一摞，他竟快要看完了。开学典礼后，我到扬州走了一趟，回来后，刘伯承同志捧着三部条令的稿本对我说：“好了，可以拿走了。”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刘伯承审过的条令，送给总理和聂荣臻，他们都表示伯承同志审过了就可以定下来。这时，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我又把几个条令的稿本拿给他看。我对他说：“我们把条令搞出来了，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来，给你演示一下吧？”

他说：“好！”

我就从华北军区调了一个连，从立正、稍息，到连的队列动作，一项一项地演练，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条令的主要内容演示完了。

彭总看了很高兴，说：“可以，就这样！”

2月1日，总参谋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毛主席在颁发三大条令的命令中指出：“全国胜利后，为了实现国防军正规化、现代化的新任务，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动作、统一制度就成为全军一致要求。”条令颁布的那天，我真是高兴啊！人民军队几十年风风雨雨，艰难奋战，终于有了自己的共同条令，有了军队建设的准绳。后来，这三部条令草案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和颁发执行，但基本内容没有变。

三大条令颁发后，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贯彻条令也是正规化的教育养成，从军人一举一动，部队的一日生活制度入手，培养军人和部队严格正规的良好作风。从贯彻三大条令开始，全军各部队逐渐走上统一的轨道。

在编写条令的同时，第二项工作是部队训练。军训部成立后，一直把部队训练作为主要的工作来抓。我曾指定陶汉章负责组织编制一个全军的训练大纲。在此之前，全军没有统一的训练大纲，各军区各搞各的，为了便于将来统一指挥和统一管理，军委指令制定全军的训练大纲。1949年和1950年部队大部分在执行消灭蒋介石残部的战略追击任务；1951年和1952年又赴朝参战，作战任务仍很紧张，没办法全面实施正规化训练。我们从实际出发，前面仗怎么打，后面兵就怎么练。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战争规模大了，武器装备也更加先进了，特别是炮、装、工、通、化、铁道等兵种，还有空军都参战，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成为新的作战方式。这就对部队的训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在制定训练计划和组织实施训练时，就强调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

1950年11月，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训练教育大政方针的。我在会上讲了两次话，对全军的训练方针进行阐述。这个讲话事先搞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又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任务、特点进行研究，写成稿子报到军委审定后才讲的。

记得会议开始前，周总理找我去，要审查这个讲话。那天，我到了中南海总理的办公室，只见那里已等了许多人，有外交部的、总参的、总政的……，大家都有事情要向总理请示，就排队等候。轮到我时，已是夜里12点了。我先把讲话稿念了一遍，总理很认真地听着。念完，他又把稿子拿过去，一段一段地看，一句一句地推敲，真是字斟句酌啊！我们对训练方针的制定，是很认真的。除事先与北京有关方面商量外，还多次请示刘伯承，概括如下：“在解放军现有素质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与协同作战，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我军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

我对总理说：“这是比较完整的表述，有些复杂，不大好记，我概括为两句简单的话，‘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

这两句话，前一句着重于技术方面的学习。后一句是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学会诸兵种协同作战。

总理听后，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点点头说：“行，就这两句话吧。”

当我从总理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亮了。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才觉得有些倦意，而周总理从白天到黑夜已经整整干了20多个小时。

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都要总理亲自处理，他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也常常加班加点。虽然紧张劳累，但心情却异常兴奋，也十分舒畅。几十年艰苦奋战，终于打下了江山，大家都抱着要好好干一番事业，造福于国家和民族的心愿，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累？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之后，我又根据在会上的总结讲话，正式写了“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建设问题与部队训练会议向军委的汇报”。总理对这个报告作了修改，1951年4月19日，他在报告上批示：“已改好，照发。”当天下午，军委正式拟复：“军训部萧克部长：送来1950年12月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及全国部队训练会议的报告阅悉。我们同意这一报告所提的各顶原则，望由军训部将此报告印发给各军区、各兵团、各军、各师、各特种兵部队及各军事学校研讨施行。会议中所决定的三类文件：（一）军事学校教育类；（二）部队训练类；（三）军事出版类，亦望由军训部印发全国部队及军事学校试行。”

从此我军部队训练和学校教育都有了明确的方针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