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接管上海纺织业【3】

三

当时上海的纺织工业按其资本的构成，分为三个系统：官僚资本企业，即中纺公司所属各厂；民族资本企业，其中也形成若干资本雄厚、实力强大的集团，如荣氏的申新、郭氏的永安、刘清基的安达、刘鸿生的章华和蔡声白的美亚等公司；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商的纺织企业，所占比重极小。

解放初期，全国拥有纱锭515.7万锭，上海有243.54万锭。其中上海的私营纺织业拥有139万纱锭，占全国总数的27%，上海总数的57%，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对纺织行业的私营企业改造，面广量大，任务十分艰巨。

华东纺织工业部（后改名为上海市纺织局）为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管理，专门设立了私企处，方克强同志任处长。1950年春天组织上点名将我调到私企处辅导科工作。

当时我们对私营企业的辅导工作主要通过棉纺织业同业公会进行协商和协调。刚解放时，私营企业的主要困难是原料匮乏，资金枯竭，销售呆滞，开工不足，亏损严重等。这不仅影响到私营企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很多工人失业，没饭吃，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市委领导下，由纺织局出面向全国产棉区紧急调运原棉进来；组织统一收购私营企业的成品，后来又发展为政府向私营企业加工定货；同时协助调整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使私营企业逐步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进而又有了很大的发展。1950年12月，全市私营企业棉纱月产量达到1.15万吨，为年初1月份棉纱产量的208.9%，并创造了抗战胜利以来的最高纪录。由于民族资本纺织企业生产迅速改观，使民族资本家消除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疑虑，大大增强了发展生产的信心。

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开始了对私营企业的改造，方式就是公私合营。公私合营的工作是分批进行的，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在自愿的基础上分期分批进行。

1951年春，私企处组成了工作组，对首批提出申请要求公私合营的新丰印染厂进行接管工作，我也是工作组中的一员。

上海新丰印染厂前身为鼎丰染织厂，1933年由徐炳启创建于昆明路853号。初创时，只有2排棚屋、8只染缸、2只煮布锅和1座小型供汽锅炉，职工20人，生产舞蝶牌安安蓝布。开工2年，企业亏损。后请沪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舒昭圣及其挚友石翼卿、罗开煜等，集资4万元，合股经营，易名为鼎丰盛记染织厂，罗开煜任厂长。并添置丝光机等染炼设备，职工增至50人，生产桃花女牌士林布。

1937年日军入侵上海，该厂毁损严重。1939年6月改名为新丰印染厂股份有限公司。以后在动荡的旧社会又几经沉浮，到上海解放初，该厂面临资金困难，生产不正常的状况。

我们进驻印染厂后，发现资方虽然肯花大钱雇用技术专家，但这些工程技术人员互相不买账，工作中相互不配合，一旦产品在质量上出了毛病，印染工程师、花筒雕刻师及运转工艺师之间则相互扯皮，推诿责任，老板束手无策。工作组去后就不同了，我们深入到班组，找工人了解情况，建立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产品质量出现问题，马上进行调查研究，查清原因。然后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进行分析，找出症结，分清责任。哪个部门出了问题就由哪个部门去解决。一次，印的一批花布上有疵点，负责运转的工程师推是花筒的问题，花筒雕刻师说是运转的事。我们通过调查，查明原因是印花时有拖纱，这是运转不当造成的，责成运转工程师马上采取措施，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由于我们能注意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中搞好了团结，又加强了管理，使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新丰第一、第二织布厂原为印染厂的附属部门。我们进驻后，改变了隶属关系，使其独立经营。印染厂需要的坯布由花纱布公司提供，布厂接受花纱布公司的加工订货任务，自负盈亏。1951年7月1日，新丰印染厂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公私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