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接管上海纺织业

1947年春，我从华中建设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山东解放区的实业厅工作。以后，组织上又把我调到财委生产部，协助生产部秘书长孙以栋同志筹建淄川鲁新纱厂。孙以栋同志负责全面工作，我负责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

1949年2月，山东财委来了命令，要我马上到济南报到，参加南下干部团，准备参加对上海的接管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一

1949年春，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边，即将发动渡江战役，全国解放在即。与此同时，中央考虑到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大意义，要求有关部门全面周到地做好对城市接管的一切准备工作。驻扎在济南的山东财委随即向各部门抽调得力干部，准备随军南下，参加对上海的接管。当时是1949年2月，我在山东财委生产部工作。接到命令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李，马上到山东财委报到。当时我们的行李都非常简单，就一条毯子，一条被子，几件换洗衣服，盥洗用品，背包一打就完了。我们这一组南下干部团由生产部部长陈易同志（解放后曾任轻工部部长）带队，几百来号人，集中后就由济南火车站乘敞篷火车南下。当时我们只有二三十岁，朝气蓬勃，又经过革命战争的磨炼，都相当成熟了。中国革命发展到今天，我们从山沟沟里走出来，马上就要解放中国最大的城市、被帝国主义分子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作为新政权的代表接管这个城市，使它迅速恢复发展，重放异彩，大家都感到非常光荣，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早春的天气还很寒冷，坐在敞篷车厢里，上不遮阳挡雨，旁不抵风御寒，稍不留神还可能会被抛下车去。但当时我们能坐上火车，日行几百里，毕竟是从“两条腿行军”到“铁轮子行军”，感到这是一种时代的跨跃，大家都兴奋不已。在火车上，大家豪情满怀，一路风尘一路歌。什么寒冷，什么疲劳，统统抛在脑后。大家都沉浸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中，沉浸在即将迎接新的战斗的激情中，畅谈着自己的理想，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当时的津浦线火车仅通到蚌埠，车到蚌埠后，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行军，以后又辗转到扬州，经瓜州过长江到镇江，然后抵达丹阳。丹阳是沪宁铁路上的一座小城，北靠镇江，南连常州。为了做好入城纪律的教育，华东局审时度势，在丹阳进行了解放上海前的集训。

从4月下旬到5月25日这段时间，我们在丹阳先后与各路南下干部纵队会师，他们总共3万余人。其中有以曾山同志为首的接管财经部门的队伍，周林同志为首的接管政务部门的队伍，夏衍同志为首的接管文教部门的队伍，和唐亮同志为首的接管军事部门的队伍。这些同志大都从各解放区调来，也有从香港等地来的；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大家为了一个目标：接管上海，改造上海。

丹阳集训大约进行了1个月左右，在华东局和陈毅、曾山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为解放上海，接管上海，进行了紧张而细致的准备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准备。当时领导上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迎接接管上海的艰巨任务。通过学习，大家的认识提高了，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的“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

思想准备还包括学习中央的各项城市政策，学习一系列具体的接管政策。特别是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了《约法八章》，这对解放上海、接管上海是个总的政策，影响极大。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领会。

思想准备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纪律问题。我们的军队和干部讲不讲政策，守不守纪律，关系到进入上海后，党的威信能否建立，能否得到千百万群众的拥护。中央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约法八章》中既讲了政策，又多次强调了纪律。

在丹阳进行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做好接管的组织上准备。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很早就开始着手调查工作，从政权机构到许多重要企、事业单位，从历史沿革、基本概况到主要人物，都准备了详尽的材料，送到了解放区。在青州时，华东局就把这些材料刊印成册，使组织的配备与材料的准备相结合，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听取了随行人员中曾经参加过沈阳、天津接管工作的同志介绍的经验，同时参阅了上海地下党提供的资料，对要接管的中纺公司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行动计划，使我们每个人都明确自己要干什么，应该怎么干。在丹阳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十分紧张，听取领导报告，学习有关文件，研究工作，开会讨论。但大家的心情却非常兴奋，都想抓紧利用这段时间，多领会一些政策精神，多了解一些情况，以便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接管上海的艰巨任务。

5月10日，陈毅同志在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发表了著名的丹阳演讲。陈毅同志开门见山地谈到：“同志们！今天主要讲入城纪律……但进入丹阳后，纪律并不好，将来进入上海是没有把握的。”陈军长举例说：“八号下午我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拿着票反而进不去了……这就是违反纪律……这次南下路上，发生爬汽车，拦汽车，强行坐汽车而有人因此负伤，有时汽车根本无法开动等现象。这主要是我们直属部门干部带头干的事，这是不讲道理的流氓习气。”陈军长进一步分析到：“现在上海仅有国民党六个军的残兵败将，我们何时都可以进去，但要看我们的准备如何……今后只是走路问题，走到哪里就解放到哪里。因此全党中心转到了巩固胜利，建设新中国。这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取得的胜利，不要自己把它破坏了……因此，必须提出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建设城市问题，提出严格遵守纪律，这是一个大的思想转变……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陈军长最后重申，“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他还反复强调了保障入城纪律的办法：一切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并叮嘱大家注意军风纪。他说，我们主张艰苦朴素，反对腐化堕落，但也要注意整洁，要有礼貌。正是由于党中央狠抓了纪律教育，才使得部队进入上海后秋毫无犯，展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给了上海市民一个见面礼，赢得了上海人民的欢迎。

在鲜花盛开的5月，我们从丹阳乘军车出发，经过无锡、苏州，26日直达上海郊区嘉定县的南翔镇。那时，解放上海的战役刚刚结束，硝烟还未散尽。我们在南翔住下后，晚上，我在驻地的一条小河边遥望上海，那里是一片灯火辉煌。我在1943年因苏北根据地被日伪军清乡扫荡，曾打埋伏撤退去过上海。那时的上海还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外国殖民统治下，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过着灯红酒绿的日子，而广大劳动人民只能终日为糊口而奔波。时隔6年，我们又回来了，这一次我们是挺直腰杆进上海的。劳动人民推翻了反动政权，将成为新上海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