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历程的回忆【3】

三、从“吃苹果”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中财委“六办”的主要任务，就是有计划地扩大公私合营企业。在解放初期，我们没收了属于官僚资本的全部企业。但是还有一部分企业，既有民族资本也有官僚资本，对于这种企业，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而保存民族资本的私股，这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公私合营企业（据全国当时六百九十五户公私合营的企业材料统计，其中没收官僚资本的公股占百分之五十三，没收反革命分子财产的公股占百分之九点一八，公股共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一八）。但是其他纯民族资本企业，则不存在可以没收的官僚资本，因而，要扩展公私合营企业，要把民族资本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国家必须对民族资本的企业投入适当的资金。为了这件事，李维汉同志同我一道去找过邓小平同志。那时，小平同志兼任政务院的财政部长。小平同志很干脆，他说“‘六办’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多少钱？”维汉同志说：“要使民族资本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的投资，并不需要大量资金，因而‘六办’也不需要财政部拨出巨款。但到底需要几个亿，现在也算不出来。”小平同志笑着说道：“就拨五个亿吧，不够，再拨；用不完，归还财政部，反正‘六办’的钱是存在人民银行的。”这样，中财委“六办”就掌握了一笔进行合营的必要的资金了。

中财委“六办”成立之初，在李维汉同志领导之下，起草了一个《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这个文件是经陈云同志研究之后送中共中央，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批准的。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就是“稳步前进，依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条件、供产销平衡的可能、干部和资金的准备以及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一批较重要的较大的企业，并把它们办好。”这就是当时简称的“需要、可能与自愿”的原则。

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对我们来说，是一项缺乏经验的工作。因此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摸摸私营工业企业的底子。经陈云同志同意，一九五四年春，由中财委“六办”带头，轻工业部、重工业部、交通部和商业部各派干部参加，组成一个约二百人的调查小组。由许涤新任组长，沙千里任副组长，到上海去调查。调查组在上海大约住了半年，把几个重要行业，基本上摸清楚了。在调查过程中，已经发觉一个行业的大企业实现公私合营后，小企业在加工订货上很难得到任务的矛盾。但，我那时只忙于整理调查所得的材料，没有及时把这个矛盾，向陈云和李维汉两同志报告。直到现在，我还在责备自己在政治上的不敏感，不负责！

当时把大企业实现公私合营称为“吃苹果”；而把余下的小企业的合营称为“吃葡萄”。各地党委对于“吃苹果”是做了不少准备工作的，主要是开办干部训练班，把企业中的秘密党员和工会干部都找来训练。合营一个厂要好几个月，工作做得相当细，把准备合营的工厂的机器设备、资金、原材料，甚至桌子、板凳，都调查得清清楚楚。一九五四年搞了一年，全国私营企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只有二千多家，加上解放初期由于没收官僚资本而变成公私合营的一千家，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共有三千多家。

进行“吃苹果”的工作，不是没有矛盾的。首先是大资本家不干。上海有一个大资本家说：“我的十几家工厂都是我的伯父和父亲挣得来的。我欠国家的钱，可以拿出一个厂来抵偿国家的债务，但若要我把所有纱厂和面粉厂都拿出来公私合营，死后怎样去见伯父和父亲？”但是，后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高潮冲击之下，他也就没法再坚持他原来的主张了。其次，我们有一些同志认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对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有利的；留少数几个大厂继续搞加工订货，在国际上有较好的作用。潘汉年同志就是这种主张的。一九五四年秋，有一天下午他从上海给我打长途电话，详细地说明上述意见。我告诉他，按已定计划扩展公私合营，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把“苹果”和“葡萄”都吃完。他说：“事实上，公私合营的计划是先要把苹果吃光的，矛盾不少。”他希望我把他的意见反映给中央。再其次，就是先“吃苹果”后“吃葡萄”之间在加工订货上的矛盾。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到了。

一九五四年冬天，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召开了扩展公私合营会议，讨论一九五五年全国合营计划。那时，李维汉同志因耳癌到莫斯科治疗，周总理指定陈毅同志兼管“八办”工作，遇到大问题仍向陈云同志请示。各地参加会议的同志，一到北京，就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吃苹果”和“吃葡萄”的问题。他们说：“现在光‘吃苹果’不‘吃葡萄’，把一大堆‘小葡萄’、‘烂葡萄’，甩给地方。地方没有财力给它们加工订货的任务，资本家发不出工资，推动工人到党委请愿怎么办？”吵得一塌糊涂。我同起孟两人首当其冲。我们去找陈总，陈总说：“‘葡萄’也是可以吃的嘛！何必吵得那么厉害。你们找各有关派负责人来听听地方意见。”费好大力量，总算把有关的部长或副部长请来了。他们了解了问题之后，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有黎玉同志说得相当尖锐，他说：“‘葡萄’是酸的，俺不吃。”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有不少同志认为办国营企业才是搞社会主义经济；什么加工订货，什么公私合营，都是邪门歪道，都是在搞资本主义。甚至把我称为“资方代理人”。实在使人啼笑皆非。那一段时间，陈毅同志兼任外交部长，外事活动很忙，我们只好直接去找陈云同志。他听了汇报之后大笑起来说：“你们的这个扩展公私合营会议，实质就是国家计委要召开的计划会议。应该在计划会议开过后再开这个会议，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你们不弄清楚就来抢先，却抢出麻烦来了，是不是？现在，只好把计划会议的这一部分内容，放在你们这个会议上解决了。”陈云同志在国务院会议上，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问题。我也出席了国务院的这次会议（当时各办的主任或副主任都要出席国务院会议）。周总理笑着对我说：“你们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只好请陈云同志给你们解围。”隔了几天，总理又召开国务院常委会，由陈云同志提出处理“吃苹果”和“吃葡萄”问题的意见。陈云同志在分析了工业生产中的矛盾之后，提出了“通过逐行逐业分配原料、分配任务、计算设备能力、安排生产计划等办法，来进行逐行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央工业部门必须把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工业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搞五年计划时将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潜力充分估计进去”。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陈云同志并且指出“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顾国营，不管私营的倾向；另一种是私营工业自己不想办法，坐待国家给办法的倾向”。周总理同意陈云同志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并且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工人以及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他们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决不能把工人阶级分成几个待遇不同的部分。国营工厂的工人有生产任务，公私合营工厂的工人有生产任务，为什么私营工厂的工人得不到任务呢？会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同志听后笑着说：“对，不看僧面要看佛面啊！”几天之后，陈云同志在“八办”召开的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上，作了《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的报告。拖了两个月的扩展公私合营会议，到此时才宣告结束。经过这次会议，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地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