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历程的回忆

一、加工订货的斗争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之后，党分配我去协助曾山同志搞接管工作；同时，处理在接管中与资本家有争议的问题。大约在那一年夏末，陈毅、曾山同志要我兼管市场和私营工商业的工作，因为那时负责工商行政管理的石瑛同志跟着部队到福建去了。

对市场的管理，主要是打击、取缔投机活动。经过几次较量，投机家的活动被压下去了；而收购和加工订货的工作，则越来越重要、越复杂。上海轻工业的名牌货相当多，西北、西南各地都来上海购货。国营百货公司更要控制货源，而资本家不干。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在收购和加工订货中尖锐地表现出来了。

一九五○年国家实行财经统一之后，通过抓紧税收与发行公债，由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而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一下子解决了。但是，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所形成的虚假繁荣，也忽然破灭了。商品的销路突然下降，许多资本家由于商品卖不出去，无钱发工人的工资，都在大声叫苦。陈云同志负责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向中央建议召开八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我以上海工商局长的资格，参加了这个会议。陈云同志在党组会议上，指示我要把上海工商业的困难情况如实说出，以免在政治上陷于被动。那次参加会议的并不仅是八大城市的工商局长，而且有代表资产阶级的高级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周叔弢等人。大家畅所欲言，滔滔不绝。但总括起来，不外是“商品卖不出去，怎么办？”这么一句话。会议开了半个月，陈云同志焦心考虑，在向中央汇报之后，在总结会议上科学地分析了当时情况，并宣布：调整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消息一经传到上海，资本家喜出望外，奔走相告。这样，上海的加工订货的工作，就顺利地在扩大了。

但是到下半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抗美援朝需要许多军需物资，同时还由于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对工业日用品需要量的增加，国内市场，顿然活跃起来。资本家就改变了态度，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或者不按合同完成任务，宁愿按合同的规定罚款，而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高价。在上半年，资本家感谢国家给他们的加工订货，到下半年，资本家却认为加工订货是一根捆住他们手足的绳子了，因而千方百计要脱去这根绳子。斗争怎能不日趋尖锐呢？直到“五反”运动之后，资本家才低头接受加工订货。一九五二年，全国各大城市接受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私营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占当地私营工业产品总值的比重，上海为百分之五十八，武汉为百分之六十五点五，西安为百分之七十点三，杭州为百分之六十三点七。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这里，上海的加工订货的百分比，虽然不大，但是，在绝对数上，上海的加工订货总额，是全国之冠。

加工订货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但是当我在上海工作时候，并没有明确地把它提高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去认识；当时，我的认识只是支持国营商业，掌握货源，保证军需和民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