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延安《解放日报》【3】
二、《解放日报》改版后的新气象
《解放日报》改版第一天的头版头条,登载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关于减征公粮4万石,公草1000万斤的决定。这件关系全边区百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从这一天起,《解放日报》整个版面作了调整,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即:一版,以解放区消息为主的要闻版;二版,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三版,国际消息版,四版;综合副刊版。这样,大大扩充了报道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篇幅。改版两年后,《解放日报》编委会又提出了进一步调整版面的计划:一版,要闻及战况;二版,生产、政治、战斗通讯;三版,国内消息和副刊;四版,国际新闻。这两次调整版面绝非一般技术性措施;而是反映了《解放日报》编辑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它使报纸的报道同客观实际结合得更紧密了。特别是第二次版面调整时,恰值延安整风进入全面铺开阶段。于是,《解放日报》突出地增加了对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英雄模范事迹和劳动竞赛情况的报道,这对提高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情,促进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紧密联系实际,《解放日报》所发文章也逐步树立起新的文风,对废除党八股文风起到了示范作用。在这同时,《解放日报》还下大力抓了记者和通讯员队伍的建设。报纸改版后不久,博古在一次报社编委会议上,谈到通讯员工作时提出:今后这项工作从批稿子,看卷子转到组织工作方面去,《解放日报》随后也发表了《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论述了通讯员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的报纸不仅需要有能干的编辑和优秀的记者,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陆定一也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文章,指出:专业新闻工作者和广大通讯员相结合,“是《解放日报》建设报纸的路线和方针,又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我们就可以办出一张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为了培养通讯员和记者,报社除通过所发社论和文章进行思想指导外,还和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合编了《新闻通讯》专刊,以加强对通讯员的业务指导。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11月,全边区通讯员已近2000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1100多人。他们为报纸提供的地方消息,占地方消息总数的1/2左右。这就使《解放日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大加强了报纸和实际以及和群众的联系。
1942年9月,《解放日报》社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我们采通科扩大为采访通讯部,从鲁迅艺术学院调来了近10位同志担任记者,部主任相继由缪海稜、丁浩川担任,以后还从地方上调来担任党政领导的裴孟飞当部主任。报社还先后在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五个分区设立了常驻通讯处。一批青年记者被派往各分区《解放日报》通讯处工作。我和另两位同志被派到绥德分区。行前,社长博古和我们进行了热情的谈话。他说: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居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要尊重地方上的领导,在工作中求得人家的信任和帮助。这是你们下乡工作的任务之一。
接着,博古又讲了“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说:
我们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积极的东西,在平凡的群众里,去找出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事物。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作风要丢掉。只有深入地了解事物,才能浅出地把它反映出来。写作的形式和文字要打破老一套的格式,废除新闻八股,要写出老百姓的语言。但我们也要反对庸俗化的通俗。
博古特别强调地讲了培养地方通讯员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不仅是带了笔自己去写,更需要培植当地的通讯员;只有依靠广大通讯员,报纸才能有群众基础。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本身业务。我们必须虚心向他们学习,细心地帮助他们,组织他们。除了现有的特约知识分子通讯员以外,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
说到这里,他打了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
作为一个党报记者到地方上去采访,千万不要象公鸡那样跳到墙头上,咯咯咯地高啼几声,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要象母鸡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下蛋孵小鸡。
最后,他再三叮嘱我们:要做一个新闻战士,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天职。
博古接见后,“到群众中去!到实际工作中去!”成了我们响亮的口号。不久,我们满怀激情告别了延安,分赴各个专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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