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延安《解放日报》【4】

三、报纸要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1942年9月底，我们一行3人来到了绥德，直到1946年调回延安。在3年多时间里，我在绥德专区各县农村和通讯员一起，对整风学习、大生产运动、劳模人物、减租减息、民主选举、移民运动、文化教育、保卫边区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采访报道，同许多通讯员、农民交了朋友，学习了许多活的知识。当时的地委书记习仲勋对报纸宣传工作很关心，经常了解我们通讯处的工作情况，帮助通讯处解决具体问题，让我们参加地委有关会议；最使我难忘的是1943年4、5月间，我参加了仲勋带领的一个调查组，去绥德县郝家桥调查。调查组的成员还有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长邹文宣，宣传干事梅行等同志。下去之前，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经过学习，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认识到进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之后，我们遵照这一精神，到郝家桥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围绕大生产运动这个中心，根据绥德地区人多地少的特点，调查了移民运动、组织变工队以及锄草、夏收中的农作物和劳动力组织等问题。调查方式灵活多样，有分有合，有时和农民一起劳动，边干边谈。边区劳动英雄刘玉厚就是在调查中发现的，是郝家桥群众在一次由习仲勋同志主持的调查座谈会上把他推举出来的。就这样刘玉厚的名字很快从郝家桥、绥德县、全专区以致整个陕甘宁边区传开了。我除了结合农时报道了刘玉厚和郝家桥的模范事迹外，还在《解放日报》上相继发表了《劳动人民的旗帜》和《刘玉厚的光辉》等通讯。

关于移民问题的调查，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延安以南地区人少地多，而绥德地区则是人多地少。为了合理调剂劳动力，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陕北群众素有“下南路”的历史习惯，发动组织开展移民运动。历史上陕北一般的雇农、赤贫者常因没有土地、无法生存，只得下南路去开荒种地。边区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后，农民生活相应地得到了改善，但广大贫农的生产力并没有获得彻底的解放，生活还相当艰苦。所以，经过边区政府的鼓动和奖励，经过各级干部的具体组织，广大贫农响应政府号召，向南路进军，去开发那里大片肥沃的荒地。为了在整个绥德专区开展移民开荒运动，我们就移民对象，他们在生活、生产上可能和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了一次周密的调查。经过调查，了解到贫农中，唯有下贫农劳动终年，解决不了全家吃粮问题。对他们来说下南路移民是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生活的最好出路。在明确了移民的主要对象后，我们还明确了需要帮助他们筹划路费，准备口粮和衣被等等问题。就在从郝家桥调查结束回到绥德后的不久，我草拟了一份关于在绥德专区开展移民工作的方案，送仲勋审阅，得到了他的赞许，并让我和地委干部一起，参与具体的移民工作。在组织发动过程中，我陆续写了米脂县开展移民工作等新闻报道，和《马丕恩在召唤》等通讯。1944年春，佳县李增正率领的移民大队，扛着红旗，唱着《东方红》民歌，路经绥德去延安。绥德专署杨和亭副专员专门主持了热烈的迎送晚会，移民们即席编唱了多首陕北民歌。我当时兼任地委《抗战报》的主编，参加了这次晚会，并请记者陈柏林采写了一篇《移民歌手》的通讯，详细介绍了《东方红》的全部歌词，发表在《抗战报》上。虽然歌词内容确实含有陕北农民朴素的感恩思想，但在当时却也真实地唱出了陕北农民心里的话。

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了六七年。1947年保卫延安自卫战争开始时，我被任命为《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派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随军记者，从此，告别了延安。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