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毛泽东赣西南农村调查的目的与影响【2】

二、调查结论与纾解赣西南土地政策分歧的努力

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进行了寻乌调查。在寻乌调查报告中，毛泽东论证了没收一切土地平分的好处和必要性。他说，土地革命的“红旗子一打起”，就代表要没收一切土地，故而“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分配。如果按照中共六大的土地分配方法，将会产生许多具有争议的问题。1929年11月底，寻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发调查土地的表册，但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表内容很复杂（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龄、土地所有权属谁、土地界址、面积数目、每年收成等），调查手续又很麻烦（县革委将调查表发往各乡，调查好了再送县革委审查），以致延长时日不能分田。然而，“平分”只需把家长姓名、人口数（包括能耕种的若干、不能耕种的若干及专做工商业的若干）及应分田亩数调查清楚即可。调查内容简化后，调查手续也变更为由乡政府召集“分田大会”，每家出一个代表，讨论分田办法之后，会场上摆设许多桌子进行当场调查。每个小村的代表们围绕一张桌子，众人口报，一人手录，然后送交乡政府核清，将人口总数除田的总数，得出每人应分数目，在通衢公布。从调查到公布，只需四天，即调查一天、算清两天、公布一天。剩下的步骤就是实际分配，即从第五天起，每个乡政府同时派出指导员十多人，分往各村，踏验明白，执行分配，抽多补少，确定界域。这种踏验、抽补工作较为麻烦，斗争亦多在其中，所以须费一星期内外的工夫。用这种方法从调查到分配完毕，至迟不过两星期即可办完。（《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1—173页。）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结果通过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上报到中共中央。刘士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旧的土地分配，经过了多次的调查，及最近毛泽东同志在寻乌县调查（尚未印出，毛同志同我谈了一个大概）的结果（调查了二十天），地主阶级（包括祠堂庙宇公田）占百分之七十，农民占百分之三十。农民成分：贫农百分之七十，中农百分之二十，富农百分之十。因此证明没收一切土地平分是正确的。”（《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二），第80页。）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重点调查了富农问题，认为富农分为两部分：一种即“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的说法却不叫小地主，而叫他作富农，即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另一种是“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实际仍是一种富农”。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他打倒的”。对于富裕自耕农，“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由是“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的”，但“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土地斗争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贫农喊出“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果阻止贫农的行动，那么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土地斗争的中心就是肥瘦分配的斗争，亦即富农与贫农的斗争。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而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后来，毛泽东还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0—131、174、22页。）

1930年6月，红4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在长汀县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南阳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通过《富农问题》决议。决议指出，平分土地若只按抽多补少执行，富农便以此为护符，把瘦田让出，自己把持肥田，而使贫农不大满意。这种现象在根据地各地大都发生。为解决土地斗争中这种重要的实际问题，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并将原来规定“不得妄想平均”的口号改为“不得把持肥田”。（《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0页。）刘士奇领导下的中共赣西南特委根据南阳会议决议，在赣西南进行了“抽肥补瘦”的第二次分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赣西南有二十余县分了田地，都是没收一切土地，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以原耕为原则’，‘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即田多的抽些出来，肥田要抽点给瘦田的），平均每人可分至少三担谷，至多二十担谷，五六担谷占大多数，二担的地方多半靠山，山上有出产，如茶、油、竹、木、柴火等类，少分点也不要紧。同时采取移民政策，如甲地乡田多，乙地乡田少，可将乙乡的人，迁移到甲乡去。”（《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二），第80—81页。）概言之，1930年8月中共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大会（以下简称“二全会议”）之前的赣西南土地革命基本上能够执行“没收一切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等土地政策。

中共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之后，赣西南土地政策纷争再起，这要从1930年5月李文林和曾山代表赣西南苏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说起。这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暂行法》把“按劳动力分配”和“按人口分配”并列起来，规定“各乡苏维埃，可以按照本乡的实际情况来决定适当的办法”，“大规模的农场，不得零碎分割。应组织集体农场、生产合作社等实行集体生产，以免减弱生产力”（《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3页。）。8月5日至11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召开“二全会议”。李文林在会议上传达了全国苏代会精神、立三中央对赣西南的指示以及《土地暂行法》。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不接受立三中央的批评，说“过去的斗争是对的”，“中央指示不对”。（《中共赣西南特委朱昌谐给中央的工作报告——政治形势、经济、组织、政权、群运等问题》（1930年10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二），第133—135页。）最后，会议通过党对政治斗争问题的决议案，提出“打倒反国际派”，“坚决接受中央的正确政治指示”，坚决与“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政治路线斗争，并且认为特委书记刘士奇消极反抗中央的政治路线，决议将刘士奇“一切政治活动及任务完全停止，报告中央审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248—249页。）。“二全会议”按照《土地暂行法》，改变了原来执行的土地政策，导致赣西南党内的思想混乱。在西河联席大会上，陈毅主持召开九天的会，讨论详细的土地分配方法，但最后未形成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在信丰召开的南路行委扩大会议上，赣南行委书记郭承禄提出“抽肥补瘦，彻底平分”的土地分配方案，但开了一天半的会，也没有形成决议。“二全会议”之前的土地政策，被批评为“农民意识”。西路行委书记周高潮在传达“二全会议”精神时说：“一切皆分是农民意识。”中共赣西南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是十足的农民意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1—274页。）这里所批评的“农民意识”不是指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的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而是将不同意、不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行动，冠之以“农民意识”加以批评指责，认为没收一切土地平分是借土地革命的深入来抵制中央的路线。转变“农民意识”故而成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在“二全会议”后一段时间内的工作中心。

1930年6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向赣湘进军，6月28日离开长汀，10月4日回师攻占赣西南重镇吉安城（参见何友良：《毛泽东与红军赣湘进军》，《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毛泽东返回赣西南后，对赣西南新的土地政策很不满意。他认为，必须补偿农民参与革命时所付出的代价和所冒的风险，而新的土地政策无法满足广大的贫雇农维持温饱的最低要求。他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转变农民意识的口号为富农地主利用去反对贫农雇农，致根本动摇赣西南平分土地的趋向……富农得了好田，雇农贫农还是压迫的形势。”他认为，需要“重新分田使雇农贫农收到利益，把富农压迫下去，肃清富农领导”。（ 毛泽东：《给中央的信》（1930年10月14日），《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1988年，第165页。）红军攻下吉安城后，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并根据中共中央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组织任务》等决议，中共赣西南特委、共青团赣西南特委合并为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简称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隶属于中央总行委。10月13日，在李文林等人强烈要求攻打南昌和九江的情况下，毛泽东、朱德签发了红一军团移师北上的命令。10月15日，毛泽东随总部离开吉安北上。10月下旬，毛泽东在新余罗坊从兴国县第十区即永丰区当红军的农民中找了八个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这次调查会的目的是了解土地革命后的经济效果，并进一步考察在土地革命中获得不同收益的各阶级对革命可能持有的态度，后整理成《兴国调查》。在兴国调查报告的后记中，毛泽东说，此次“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83页。）。毛泽东在罗坊还听取了王怀、陈正人关于永新及北路行委管辖地区的富农与贫农、雇农在土地革命中斗争情况的报告，写出《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永新及北路的情形》的调查材料。

由于红军攻打长沙和攻克吉安，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惊恐，蒋介石将“肃清共匪”列为治理国政“五项政治措施”之首，部署10万军队进入江西“围剿”红军，指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统辖指挥各“围剿”军队。在敌人重兵压境的情况下，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罗坊召开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会议指出，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需要完成地方暴动，“把所有的赤色区域连合起来”，在土地问题上“必须学习过去的教训，迅速没收一切土地，彻底平分”，在富农把持肥田的区域，要迅速地再来一个质量上的平分土地（《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1930年10月26日），《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96—199页。）。会议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充分反映了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思考。在这个决议中，毛泽东用调查中获得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决议称，凡是彻底平分了田地的地区，如永新、兴国等县，便能发动广大群众，完成地方暴动，然而不分田或者分田不彻底的地方，效果就不容乐观，如安福县由于在分田问题上的延宕，导致这一区域在国民党军队“围剿”下迅速反水，仅一、三两区接近永新，分了田，农民便坚决抵抗反革命的进攻。凡是分田彻底的地方，便能出大批红军，如永新，否则发动不起。土地革命在目前就是要分，分要分得平，分要分得快。只有从彻底平分田地的斗争中才能彻底摧毁封建势力，树立革命基础。土地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路线”，有的认为分田是“农民意识”，反对平分；有的以发展生产为理由，反对按人口平分，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去分配；有的则以民权革命阶段的原则反对一切没收，认为一切没收的原则动摇了中农，借口六大批评平分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反对平分。这些都是不合事实的空谈，表面上似乎极左地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为富农提出辩护的理论，乃是极右倾的富农路线。农民不起来分配土地则已，一起来，到处是要求平分。峡江与吉安北路分了三次五次，直分到最后把富农土地一概没收，来一个平分，才算办得好。一切没收，不但不会动摇中农，多数中农反而分入土地，像兴国第十区就如是。农民意识至少有富农意识与贫农意识两种，富农意识是主张不分，贫农意识就要求平分。说平分田地是农民意识，反对农民意识，就只有不分田，这就恰恰反对了贫农意识，代表了富农意识。所谓发展生产与劳动力为分配标准，恰恰是富农的要求。还有些地方对于没收与分配不提出具体的主张，所谓取决于群众，结果常常是被富农操纵利用，不仅不平分，甚至不分，安福即如是。决议指出：“中央指示，没收按民权阶段的原则，对富农即是政治的没收，如多数贫农群众要求一切没收时，当然一切没收。分配也提出按人口平分与劳力两个办法，这是听各地根据实际事实去活泼工作。现在事实到处教训我们，要求一切没收、平均分配，就应在中央所指示的两个办法之中，选择一个实际工作，这才是活泼的正确的执行中央路线。那些说一切没收、平均分配是农民意识违反了中央的，不是不了解中央的指示，就是故意在曲解，替富农张目。”（《土地问题决议》（1930年10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75—181页。）

1930年10月30日，罗坊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方针。11月7日、8日，毛泽东在去吉安途中，对吉水、吉安境内的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处做简略调查，后整理成《东塘等处调查》。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赣西南分配了土地的有几十县。高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去分配，一般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以为是照着乡为单位去分配的，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他指出：“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54页。）11月12日，毛泽东出席赣西行委扩大会议，对代表的发言作了简略笔记，后与15日出席江西省行委扩大会议时记录的代表发言一起，整理成《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况》。11月14日，毛泽东出席江西省行委会议，对红22军军长陈毅、省行委宣传部部长陈正人等人的报告作了记录，整理出《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11月15日，毛泽东出席江西省行委扩大会议，对会议中讨论分青和租田两个问题作了简略记录，整理出《分青和出租问题》。11月21日，毛泽东同古柏、谢维俊在由水南到白沙的途中，调查了木口村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对分子的成分，整理成《木口村调查》。

1930年毛泽东赣西南农村调查留下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成果。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论证了平分一切土地的必要性，反驳了反对“平田”者的观点，纾解了赣西南党内对土地政策的分歧。通过兴国调查和吉安系列调查，毛泽东论证了中共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后的土地政策存在着严重错误。在11月14日召开的江西省行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赣西南自“二全会议”开始执行一条“取消土地革命的路线”。扩大会议决定“对于这一错误路线要作坚决的斗争”，吸取过去的教训，积极开展分田工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1页。）至1930年底，新一轮“抽肥补瘦”的分田运动基本结束（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