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毛泽东赣西南农村调查的目的与影响【3】

三、毛泽东赣西南农村调查的影响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且注重理论上的总结。1930年5月，他在寻乌调查之后撰写了《调查工作》一文（当时曾印成单行本，1964年在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调查工作》总结了他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思想，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不再赘述，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毛泽东赣西南农村调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毛泽东在赣西南农村调查中提出了“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观点，为在1938年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1930年赣西南农村调查中，毛泽东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在《调查工作》一文中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同实际相脱离的“本本主义”。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他强调：“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说：“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4、7、8页。）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这段话应该是对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和赣西南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李文林等人的劝告。1931年1月26日，毛泽东在宁都县小布圩整理完《兴国调查》，在后记中写道：“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82—183页。）

毛泽东在1930年虽然还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但“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观点，为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阐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毛泽东正是从调查研究中获得经验，强调只有“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二）通过赣西南农村调查，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一般状况及其特点，驳斥了“托陈取消派”的观点，支援了党内与“托陈取消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大革命失败后，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重新思考和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国要不要继续革命？如果要继续革命，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这些问题又都归结到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上。1928年中共六大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9、414、377页。）。以陈独秀为首的“托陈取消派”却从根本上反对这一结论。1929年8月5日，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革命的主张。他在信中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根由、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和革命形势，认为“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大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中国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资本主义剥削，于是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雇农、贫农对富农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斗争，地主的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次要又次要的了，因此“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与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0—384页。）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陈独秀的上述观点逐条分析，认为陈独秀“反对共产国际整个的路线”，“取消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取消了土地革命”，“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这样根本把革命都取消了”。决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中央的决议，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6—538页。）毛泽东从中央文件中知道党内开展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并了解其错误观点。1929年11月28日，他给李立三的信中说：“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页。）

在赣西南农村调查中，毛泽东有目的地考察农村经济政治的状况、富农问题以及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寻乌调查中，他得出的结论是寻乌县城“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在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城内住民的最大多数，“纯粹地主十二家”，“商人兼地主五家”，“统治者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商人中有几个人参加县政府，但“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而是“接受地主的领导”。资本主义对农村经济虽有冲击，但自然经济并没有瓦解，“寻乌城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大量土地财富集中在少数的地主手中，作为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的封建剥削仍然异常严重，农民向地主交租占收获的50%，有的地方占60%。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为目的”。有的地主为争夺领导权，也半新不旧地附和时势，被民权主义派争取过去，但“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主性”。还有地主完全是帝制派，“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寻乌县“代表中等地主而多少带了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寻派，日益与大地主妥协结成反革命战线，而代表小地主带着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成近来的土地革命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99—100、137、124—125、128页。）毛泽东用赣西南调查材料证明封建势力在农村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得出与“托陈取消派”相反的结论，驳斥了“托陈取消派”的观点。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明确指出，“机会主义反对派陈独秀们说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是要“放弃民权革命取消对地主的斗争”，只有认识到反富农斗争和反地主斗争同样是反对残酷的半封建剥削，才能坚决地建立党的反富农策略，“也才能全部推翻陈独秀们的理论根据，不许他们还据有‘富农’一个区域在那上面胡说八道”（《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01页。）。

（三）毛泽东赣西南农村调查对富农问题存在着观点上的“先入为主”和方法上的“较多定性分析”等不足，对富农的错误判断是导致错误判断赣西南党内形势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的目的之一是了解富农问题，但调查之前他对富农已经有了一个“必然走向反革命”的“先入为主”的认识。这个“先入为主”的认识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井冈山斗争实践。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的豪绅阶级，小地主、自耕农的中间阶级，此外为贫农阶级”，白色恐怖一来，中间阶级马上反水，“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房、捉人”，表现得“十分勇敢”（《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集》第2卷，第46—48页。）。这里所说的中间阶级，就是在《寻乌调查》中所说的富农。其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1929年8月，中共中央在《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中称：“同一富农，既然在他的半封建性上决定了他必然走向反革命，决没有又因为他的资产阶级性而参加革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434页。）由于这两方面原因，毛泽东在分析富农问题时就有了富农必然走向反革命的理论预设，再加上调查方法的单一以及缺少具体的量化考察等，因此否定了富农的资产阶级性。在寻乌调查的基础上，1930年6月，毛泽东在由其主持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中认为：“无论在地租方面，在高利贷方面，在雇佣劳动方面，在商业资本方面，都表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因此，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贫农雇农阶级的利益根本冲突。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我们的策略便应一起始就宣布富农的罪恶，把富农当作地主一样看待”。决议还把革命中民众的消极行为，归罪于富农和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认为“毫无疑义‘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废除高利贷’两个口号是不适当了，许多地方被富农及机会主义的共产党员利用了去作为阻碍贫农斗争的工具”。（《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398—399、403页。）1930年10月4日，红军打下吉安后，毛泽东从赣西南苏区党政领导人的汇报和有关文件中，较为详细地了解赣西南肃“AB团”的情况。10月14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结合自己在调查中对富农的认识，认为赣西南党处于“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而且“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为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毛泽东：《给中央的信》（1930年10月14日），《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165页。）。11月21日，毛泽东在《木口村调查》中指出：“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83页。）

赣西南的一部分地主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确有延宕分田的行为，自然就有了“反革命”的嫌疑，再加上为了反“围剿”战争而说服一些赣西南党政领导人接受“退却战略”存在困难，毛泽东越来越相信某些富农出身的赣西南党政领导人就是“AB团”分子 （1936年，毛泽东在提及苏区反“围剿”时曾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3页。）。毋庸讳言，毛泽东在赣西南肃“AB团”问题上是有责任的 （参见罗惠兰：《毛泽东与富田事变及肃AB团责任问题考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5期。）。毛泽东曾深刻地总结肃反中的沉痛教训，在中共七大上作结论报告时说：“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8页。）。毛泽东不断地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同时也努力完善其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