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京汉铁路工人帮口组织的利用和改造【2】

二、中共对工人帮口组织的认识与策略

帮口组织作为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能否将其争取过来，为革命所用，不仅事关人心向背、革命力量的整合，而且也是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正确认识、改造和利用帮口组织，成为当时中共开展工运工作的当务之急。

中国带有现代意义的工人运动是在中共领导下开始的。中共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与传统的旧式工人“行帮”组织及其他阶级政党的招牌工会组织均有着根本区别，使中国的工人运动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共在成立伊始就提出：“本党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每个地方，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均应组织工会”，“必须特别注意中国工人运动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88页。）。1921年8月，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指出：“我国劳动运动，带有现代色彩，乃最近之事。上海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组织，此书记部实为我国劳动之先驱。”（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第356页。）

中共把铁路工人作为工运工作的重点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早在书记部成立以前，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人就已开始讨论从事实际的工人工作，并派人到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调查，初步建立了工作据点（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2、3页。）。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邓培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9页。）这次大会及列宁与中国代表的谈话对中共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在工运工作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进而提出组建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个产业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中共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通过交通部向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员，作为中共在各路开展工运工作的特派员，主要目的是发动各路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5、26页。）。张国焘甚至认为，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21页。）。其中，京汉铁路因其地理位置显要、工人人数众多且相对较为集中，自然成为中共的重要工作目标。

新生的中共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有群众基础。中共在京汉铁路开展工运工作、争取群众拥护的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障碍就是帮口问题。当时，“中国工人阶级中基本上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有的只是行帮、帮口和帮会这类固有团体。这些封建地域性质的帮口和封建宗法式的帮会，直到现代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依然拥有极大的势力”（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326页。）。地域帮口组织的存在，不但滋长工人间的械斗，扰乱社会秩序，而且也是工人运动的一大障碍。“因为有了地方色彩的工帮，工会就很难发展，即使工会得能成立，为了调和排解各帮间的隔膜，及防止可能的冲突，至少要消磨不少的精力，间接就是限制工会的活动和进步。”（何德明：《中国劳工问题》，第209页。）可见，如何排除工人中的帮口障碍，重新组织工人，确是中共在京汉路组建工会时面临的极大难题。

为解决这一难题，中共对帮口组织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于帮会帮口组织的来源，陈独秀认为：“他们的团结是跟着物质上生活需要自然发生的”（独秀：《四论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12月。）。对于地域帮口组织的消极作用，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成立宣言中指出：“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共产党》1921年第6期。）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也意识到：“中国的旧式工人组织、行会、秘密结社……与其说是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一种助力，勿[毋]宁说是一种障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167页。）时任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的包惠僧对京汉铁路工人中的帮口组织不无担忧。他回忆道：“工人本身的阶级觉悟还很差，封建意识形成的帮口作用，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团结。京汉铁路是这样，其他各条铁路也是这样，这一问题如果得不着适当的解决，组织工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包惠僧回忆录》，第97页。）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对于帮口组织的产生根源及消极作用，中共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至于解决问题的办法，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提出：消除帮口障碍“决不能够全由政治法律的力量任意将他消灭下去。消灭他们之根本办法，惟有使各业工会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并且使工会的权力能够容纳他们，团结他们，能够应他们物质上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秘密团结自然会消灭下去”（独秀：《四论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1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共产党》1921年第6期。）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也提出：“我们工人们决不要分地域，决不要分党派，决不要分男女老少，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们，都应该按照产业的分类法，组织在各种工会里；而且要把各地工人们按照产业组织的工会，联络起来，组织各种全国的产业总工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63页。）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中共确立了开展工会工作的原则：消除帮口组织，按产业组织工会。

要清除工人群体中的帮口组织绝非易事，中共决定分步骤来破除障碍：第一步是针对帮口首领讲义气、品行较端正的特点，决定实行“红心白皮”政策，“同他们交朋友、讲义气”，先调和帮口与帮口间的矛盾；第二步是对工人进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阶级教育，来团结工人，进而瓦解帮口组织。总之，消除帮口障碍的办法是：“钻进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争取它。”（《包惠僧回忆录》，第66—67、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