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京汉铁路工人帮口组织的利用和改造【5】

五、余论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参与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行动之统一、反抗之坚决、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工运史上是罕见的，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可以说，这场大罢工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一次展示，也是对中共创建初期改造、利用帮口组织政策和策略的一种检验。中共通过利用与改造帮口首领、教化和发动工人群众等策略和方式，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帮口组织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也使工人群体日益觉悟，逐渐克服了帮口观念，增强了团结，各帮口组织才得以摒弃前嫌，联合起来共同罢工，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其他铁路和行业的工人及国内外各社会团体也相继抛开帮口、行业等界限，携起手来，共同支援和响应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参见《二七革命斗争史》，第116—145页。），反对北洋政府的野蛮镇压，全国掀起了“打倒军阀”的浪潮。

中共对帮口组织的利用与改造，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裴宜理所说：“地缘政治是一柄双刃剑，既为集体行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又是一种人为的壁垒。”（〔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32页。）帮口组织毕竟是一种落后的团体，存在诸多严重的弱点。帮口组织的主要成分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这些人群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病态社会颇有关联；仅就群体特征而言，特殊的社会环境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格——既勇于斗争，又带有严重的盲目性、破坏性。这种社会性格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帮口组织身上，往往在革命危急关头暴露无遗，使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就展现出中共创建初期对帮口组织落后性的认识不足，以及相关策略上的缺陷。

其一，对于帮口首领，重利用轻改造。中共在改造和利用各帮首领的过程中，注重充分发挥其发动和号召工人的作用，这样做有利于迅速组建工会组织，但也忽视了帮口首领，尤其是其中的中共党员身上存在的流民、流氓习气，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对于这一问题，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指出：“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71页。）大罢工失败后，一些帮口首领身为中共党员却在革命危难关头背叛了工人和党。例如杨德甫、张连光等人的背叛行为，给中共的工运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参见《包惠僧回忆录》，第123、360、399—406页。）。

其二，帮口组织带有浓厚的暴力倾向，中共对这种现象没有及时地加以制止或纠正。京汉铁路各帮工人之间常因利益之争而发生械斗，然而工人中的这种“尚武”倾向并未引起中共的重视，各地工会在领导工人斗争时也常带有这种倾向。在京汉路各工会创立过程中，工会在领导工人与工头作斗争时，大多实行的是“武斗”方案。如长辛店工人通过“武斗”将谢德清、邓长荣等多名工头驱逐出厂（参见铁道部郑州铁路局政治部编：《二七罢工斗争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86—91页；《北方的红星》，第84—91页。）。这种“武斗”方案不仅助长了工人中的盲动性，而且导致树敌太多。例如，1923年2月7日晨，军警逮捕了11名长辛店工人，“工人当即麇集二千余人，因与该军队发生激斗”，“工人均系赤手相搏，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毫无退志，结果，击毙工人一名，重伤工人二十余名，轻伤工人三十余名，捕拿工人三十余名”（《京汉路罢工中之惨剧》，《晨报》1923年2月8日。）。工人的英勇反抗虽然精神可嘉，但不能不说这种斗争方式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且缺乏策略性的应对措施，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曾被工会武力驱逐的工头们也在大罢工中公然破坏工人罢工。如曾被郑州工人俱乐部开除的工头唐廷玺，“自请报效，但求复职，现唐已实行服务矣。故郑县开工一事独早”（《京汉路工潮有渐平之趋势》，《晨报》1923年2月15日。部分被工会开除的工头，在大罢工期间曾被京汉铁路局加以利用，训练新工，以代替工人上工《“二七”大罢工斗争史》，第37页。）。

其三，中共的宣传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改造帮口组织、争取工人的过程中，中共较注重经济利益方面的宣传，而忽视了对工人的政治教育，以至于在工人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感兴趣的主要是改善生活条件，对政治不太关心。”（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13页。）因无长远目标，所以一旦遇挫，工人中的帮口观念很容易死灰复燃。例如郑州车站，大罢工失败后，在站长的挑唆下，北方人强烈反对南方人，导致28位南方人被解雇，这些工人失业后处境异常艰难（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06—207页。）。这种内讧，使本已遭受重大损失的工人群体更加困苦不堪。此外，“工会工作并没有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工人们接受的只是中共对工会的宣传而非共产党本身，共产党人成了工人们争取利益的助手（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4页。）。中共在大罢工失败后也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的组织是空虚的，宣传更缺乏，所以一被军阀压迫，马上就瓦解了。”（《宣传问题决议案》，《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4期。）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游民阶层的社会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共创建初期帮口政策、策略的缺点与不足。工人中的帮口问题，是近代中国畸形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共所面临的一个艰巨、复杂的革命问题。在发动、领导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年幼的中共对于如何对待帮口组织，采取什么策略，如何利用和改造这支巨大的社会势力，使之转化为革命力量等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尝试。虽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为以后的革命工作积累了改造和利用帮口、帮会组织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是2014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史视域中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2014BLS00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作者周口师范学院讲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 周口46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