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京汉铁路工人帮口组织的利用和改造【4】

四、中共对帮口工人的教化与发动

对于京汉铁路工人中普遍存在的帮口观念，中共主要通过阶级教育及领导工人斗争两种方式，分别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引导工人逐渐加以消除或淡化。尽管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十分强调中国工人的分裂特性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参见〔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美〕艾米莉·洪尼格著，韩慈译：《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但传统中国学者则认为阶级意识的提高是中国工人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在工运史研究中，传统中国学者的观点仍有很强的说服力。

（一）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

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中共成立前后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向导》《劳动周刊》《工人周刊》等刊物，介绍国内外劳动界消息，鼓吹工人运动。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的力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早在1920年11月，邓中夏就在《劳动者》发刊词中指出：“今日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社会改造问题——直言之就是‘劳动问题’”（《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页。）。在上述宣传刊物中，对工人影响最大的是《工人周刊》。该刊辟有《工人常识》《工人谈话》《工人之声》等专栏，直接刊载来自工人的要求和呼声，报道各地工人的困状及国内外罢工消息等，发行量较大，且大部分销往北方铁路工人中间。工人赞其“办得很有精神”，“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是全国劳动运动的急先锋”，“为全国铁路工人谋利益”；该刊也“成为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中的代称”（罗章龙：《椿园载记》，第141、142页。）。中共利用这些刊物向工人阶级宣传地域帮口组织的危害性。如李启汉在《工人周刊》发表了《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启汉：《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工人周刊》第14期，1921年11月19日。）。项英在《劳动周报》（该报是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机关报）发表《省帮与阶级》一文，向工人指出：“我们常见许多工会或工厂中，把工友分成什么广东帮、两湖帮、三江帮、福建帮、天津帮及本地帮等，弄成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斗争”，“这不自己杀自己吗？”文章向工人发出号召：“快快觉悟起来呵！打破以前错误的省帮观念，以阶级斗争的精神，争回我们应有的权利呵！”（《中国铁路工运史资料选编》第1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2—143、144页。）在各种刊物的宣传鼓动下，工人阶级日益觉悟。一些工人甚至开始动手写自己的工作生活，《劳动界》《劳动者》《工人周刊》等刊物为他们开设了专栏。据统计，仅《劳动界》第3期至第18期，就发表了20多篇工人的稿件。这些稿件的题目即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如《我们流出的汗到那里去了？》《老板和老虎》《一个工人的觉悟》《苦工日记》等，从中可看出强烈的反抗意识。《一个工人的宣言》一文写道：“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我们工人就是这样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王永玺主编：《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81—82页。）20世纪20年代初，各地罢工斗争此起彼伏，以至“在中国出版的美、英、法、日等国资产阶级杂志和报纸上，以及从这些国家归来的无数旅游者所写的书籍中，现在都在谈论‘觉醒的中国’，其内容包括……近两三年来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中国政治现实生活的年轻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工人运动”，“每天、每周、每月从中国的中心和偏僻地区发来数以万计的文章、电讯和通信，惊恐不安地报道中国人民这个‘巨人的觉醒’”（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919—1927）》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劳动补习学校是工会的准备阶段，也是中共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的重要阵地。民国初期，“平民教育”成为一种潮流，“教育不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老头子小孩儿都应该领受的”（《邓中夏文集》，第7页。）。京汉铁路工人文化水平整体较低，如“郑州铁路工人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识字”（政协二七区委员会宣教文卫体史资委编：《二七区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2004年，第38页。），工人的求知欲望较为强烈。中共顺势在京汉铁路各大站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以此为基础再筹建工人俱乐部，成立工会。对于劳动补习学校所应发挥的作用，1921年，中共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中指出：“劳工补习学校应逐步成为劳工组织的核心”，“所授学说，最重要的是应能唤醒劳工觉悟，并使其明了组织工会的必要”（湖北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工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1983年，第2页。）。在补习学校或工会里，教员及负责人一般先与工人建立友好、融洽的关系，再向其灌输阶级斗争观念。如在长辛店担任工人子弟学校教员的李实，态度和蔼，极富耐性，帮助工人解决各种问题，对于不同帮口工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均能妥善处理，深受工人信任（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11页。）。在此基础上，劳动补习学校在课堂上常对工人进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阶级教育，并启发工人破除帮口组织，团结斗争。据郑州站老工人回忆，当时的夜校教员曾在课堂上启发工人说，“工人光愁不行，团结起来有力量，不团结起来就好像一盘散沙一样”，并当场抓起一把沙子示意（刘明逵：《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835页。）。当时，李大钊也曾到郑州工人补习学校演讲，他说：“工人两个字连起来是个天字，工人阶级能顶天立地，工人团结起来就力大无边”（王宝善主编：《郑州工人运动史》，第32页。）。这种讲解形象生动，富有鼓动性，启发了工人的觉悟，增强了工人的反抗信心，使其领悟到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

中共不仅注重从思想上启发工人，还注意在实际工会工作中消除不同帮口工人之间的隔阂，增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意识。针对铁路工人工作时间长，生活单调，工人中酗酒、赌博和吸食鸦片等不良习气较多的现象，工会组织了象棋、篮球、京戏、讲演等各种活动，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在“吹拉弹唱”的娱乐活动中，不同帮口工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中下级工人的地位也得到提高。据包惠僧回忆：“自从俱乐部组织起来以后，对工人的阶级教育在工人中发生了影响，工匠对于小工也称哥道弟，客气起来了，因之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工程师常在一起坐着，一起活动，地位无形中提高了，工匠对小工的团结，是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所发生的阶级友爱，所以小工对俱乐部的信仰很高。”（《包惠僧回忆录》，第94—95页。）小工是工人中的多数，工人俱乐部把他们团结、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京汉铁路工人中最为坚定的一支革命力量。可见，工会活动非常有效地消除了因地缘、职业而造成的差异感和疏离感，加深了工人之间的亲和力。各帮口工人通过参与工会活动逐渐形成了特有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引导工人走向集体行动的潜在力量。

（二）领导工人罢工

1922年7月，中共在《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指出：“工会自身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应当花许多时候努力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做课程，为的是要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9页。）为了使工人群众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感受到团结的力量及好处，从而达到消除工人帮口意识、增进团结的目的，中共通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了一系列罢工斗争。

京汉铁路各地工人俱乐部或工会成立后，工人中依然残存着帮派意识，妨碍团结。中共研究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找出路局压迫工人最突出的事实及路局最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工人进行罢工，从而巩固团结，增强工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陈素秀主编：《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料汇编》，第918页。）。江岸工人反对路警的罢工、江岸工务处工人反对段长比利时人陆登士的罢工、郑州机务处工人反对厂长陈福海的罢工、长辛店工人反对工头邓长荣的斗争、“八月罢工”等一系列罢工，大多取得了胜利。尤其是1922年8月长辛店工人举行的“八月罢工”，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此次罢工的起因是工人“因生活日昂，工资不敷支配”，要求加薪及改良工作待遇的要求没有得到路局的答复（《京汉路工人昨日罢工》，《晨报》1922年8月25日。）。罢工虽仅持续两天，却大获全胜，路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8项条件及追加的11条要求。“八月罢工”为京汉全路工人争得了每人加月薪三元、两年加薪一次、短牌工一律改为长牌工，以及建设工人休息室等多项权利。（参见中国铁路史编辑研究中心、全国铁路总工会工运理论政策研究室：《二七革命斗争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6—50页。）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工人无不欢欣鼓舞。郑州工人“全体列队，由厂中出，至车站，燃放爆竹万余，高呼胜利”（《地方通信 郑州》，《申报》1922年9月2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在致唐山工会的信中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们只坚持两天的时日，那班军阀和京汉当局就屈服于群众势力之下，把我们所要求的条件俯首应允了！”（《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60页。）

“八月罢工”的大获全胜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推动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继续高涨。首先，提高了工会的威望，激发了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情。由于“八月罢工”是在工会的组织下进行的，其胜利使工人空前地意识到工会组织的重要性。日本学者中村三登志说：“由于加薪的条文也适用于长辛店站以外的京汉铁路员工，通过这件事使工人们认识到工人俱乐部的力量。”（〔日〕中村三登志著，王玉平译：《中国工人运动史》，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42页。）据一名京汉铁路工人回忆：“八月罢工”后，“工人们都愿意参加俱乐部和交会费，因为他们体会到工人组织起来的好处，人多力量大，能向总管斗争”（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9页。）。可见，这次罢工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情，增强了工人的团结意识，推进了各地工会组织的建立。至1922年底，京汉铁路全线已经成立了16处分工会，全路工会会员共有2万多人。其次，促进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随着京汉路各地工会组织的纷纷成立，组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为当务之急。关于“八月罢工”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之间的关系，邓中夏说道：“不消说，这使全路工人发生休戚相关的深刻印象。这就可以解释统一全路总工会为什么首先成为京汉铁路工人的迫切要求，以至于为了成立总工会，不惜与军阀搏战，作最大的牺牲。”（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8页。）再次，引起了革命连锁效应，成为北方铁路工潮的起点。长辛店“八月罢工”的大获全胜感染了其他各路，北方铁路工人罢工此起彼伏，“仅在1922年9月至12月间，进行罢工斗争的，就有京奉铁路山海关桥梁工厂工人，京绥铁路全线车务工人，京奉铁路唐山机厂工人，正太铁路石家庄机厂工人”（金士宣、徐文述编著：《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对此，一位不明真相的美国人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中国旧行帮制度，他认为：“以中国旧工帮制度之巩固有力，而适用于铁路罢工，其结果可使全中国铁路于一时期内，完全扰攘不宁，乃意中事也。”（《美人论中国铁路工潮》，《申报》1922年9月15日。）这种看法恰恰从侧面反映了中共在北方铁路工人运动中，非常有效地利用和改造了帮口组织这股巨大的社会力量。通过领导罢工斗争，各地工会的威望大大提高，工人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方能维护自身利益，帮口障碍也在无形中逐渐消失，全国工人运动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

通过阶级教育及领导工人罢工，中共最大限度地消除了铁路工人中的帮口观念，团结了工人群众，提高了工会的威望，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