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黨史研究的布局和樣式問題

〔摘要〕黨史研究的布局和樣式，分別是對黨史研究的內容和形式作出的宏觀界定和整體謀劃。黨史研究布局從時間上表現為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的歷史﹔從空間上表現為黨的不懈奮斗史、理論探索史和自身建設史。黨史研究的樣式主要包括專題研究，人物研究，實錄、口述史研究，大事記、編年史、專門史研究，通史和基本著作的綜合研究等多個種類。隻有合理確定布局和樣式，才能使黨史研究和黨史學科建設在穩中求進中不斷取得實質性進展。

學術研究的總體布局一般是指研究內容在時空兩個維度的展開，實現樣式一般是指研究布局的表現形式。黨史研究的總體布局，是對黨史研究內容應從哪些方向、哪些領域、哪些角度展開作出的宏觀界定和整體謀劃﹔黨史研究的實現樣式，則是對黨史研究成果表現形式作出的具體設計或實際選擇。從黨史學科發展的歷史和黨史研究的現狀看，研究布局和樣式主要應根據資政育人的需要，著眼於提高黨史研究工作科學化水平來謀劃、來安排、來展開。

一、充分認識科學謀劃黨史研究布局和樣式的重要性

任何一門學科的生長和發展，都必須以科學合理的布局規劃為必要條件，黨史研究更是如此。由於黨史學科形成的時間不長，與其他學科相比，在研究內容和成果樣式的整體規劃及基本定型上都還有一定差距。而能否科學謀劃黨史研究的布局和樣式，涉及到學科定位、研究方向設置、成果種類分布等一系列影響研究深化和學科發展的關鍵問題。因此，對於黨史研究的布局和樣式問題，必須給以足夠的重視。

（一）解決好研究布局和樣式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一般要求

學科是人類知識體系化、類型化的結果。所謂體系化，是相近的知識按照內在聯系和一定次序形成系列的過程﹔所謂類型化，則是為表現某一類知識共同特點而選擇樣式、方法和載體的過程。無論是體系化還是類型化，都要通過對知識和學問的謀劃布局來實現。因而，發掘某一類知識的內在聯系，尋求其合適的外在表現形式，也就構成了某一學科發展的根本要義。人文社會科學是反映人類社會和人類自身的體系化、類型化知識，在學科布局和樣式上有著更高的要求。以歷史學為例，作為研究人類社會矛盾運動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其布局和樣式十分豐富。就布局而言，大體包括理論部分、主體部分及史學輔助學科和史學分支學科等部分。其理論部分，又主要包括歷史哲學、史學理論、史學方法論等。其主體部分，又有著多樣的布局，比如，從人類歷史進程的斷代序列上，可以分為史前史、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現代史、當代史等﹔從研究的具體內容上，可以分為世界史、地區史、民族或國別史、專門史，以及歷史地理和考古等﹔在研究成果的樣式上，可以分為敘事體、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章節體等。黨史學科要在日趨激烈的學術競爭中立足，實現本學科跨越式發展，就必須遵循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一般規律，科學謀劃黨史研究的總體布局和實現樣式問題。

（二）科學謀劃研究布局是開展黨史研究的必要前提

在黨史研究中，理論指導主要解決的是根本方向問題，理論借鑒主要解決的是方法拓展問題，而布局和樣式主要解決的是戰略謀劃、戰略部署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內容是指構成事物的一切要素，即事物的各種內在矛盾以及由這些矛盾所決定的事物的特征、成分、運動過程、發展趨勢等的總和。科學謀劃研究布局，某種程度上是對黨史研究內容和發展方向的“頂層設計”，即著眼於黨史學科發展的整體性和長遠性，統籌兼顧、合理布局，使研究者搞清楚黨史研究的對象是什麼，重點在哪裡？顯然，這是開展研究的必要前提。就整個黨史學科而言，隻有科學謀劃研究布局，明確學科發展方向，發揮優勢領域研究實力，補充薄弱領域研究能力，挖掘前沿領域研究潛力，並且隨著黨的事業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不斷調整和充實學科體系，才能真正實現黨史學科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黨史研究部門而言，隻有站在黨的事業發展的高度，准確把握時代要求、大局需要和群眾期盼，從宏觀上全局上部署研究方向、匹配研究力量、突出研究重點，才能充分履行職責、發揮作用，真正做到“黨有所需，‘史’有所為”﹔就黨史研究者而言，隻有對黨史研究布局了然於胸，找准研究方向，尋求學術創新突破口，才能避免“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抓了芝麻丟了西瓜”，才能避免事倍功半的勞動和無效勞動，在服務大局中更好地實現自身發展進步。

（三）合理確定樣式是開展黨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馬克思主義認為，形式是內容的反映，是把內容諸要素統一起來的結構和表現方式。能否將研究內容充分、系統地反映出來，關鍵取決於確定怎樣的樣式。而確定什麼樣的樣式，實質上是研究者主體意識如何正確反映客觀歷史的問題。一方面，特定的研究內容需要特定的表現形式。內容決定形式，形式能動地影響著內容的反映。黨史研究內容是寬領域、多層次的，每一領域、每一層次上的研究，都需要通過相應的最為適合的樣式表現出來。對於一部黨史研究作品，是採用編年史的樣式，還是採用專門史的樣式，抑或是採用其他什麼樣式，主要取決於對研究內容充分而正確的表達的需要。另一方面，特定的讀者喜歡特定的樣式。讀者對象是多元的，這就決定了表現形式也應當是多樣的。這是因為，不同的作品形式能產生不同的學術和社會效應。因此，當某一研究內容可以用多種樣式表現時，我們就應從中選擇一種大多數讀者最為歡迎的表現樣式。隻有在統一規劃的基礎上生產出多種多樣的研究作品，才能滿足不同群體對黨史研究成果的不同需求，才能使黨史研究真正產生最佳效益。實際上，史學作品的實現樣式（史書體例）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向來被視為歷史編撰之“國法”，對歷史研究而言，體裁和體例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般不可或缺。正因為如此，史書編撰樣式的多姿多樣，成為中國傳統史學屹立於世界學林的重要依據。中國近代歷史學家梁啟超就曾自豪地說：“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也曾經說：中國歷史作品和歷史學家“層出不窮，持續不斷，實為任何民族所不及”。我們謀劃黨史研究，就要把中國古代史學的這種重視史學表述形式的傳統繼承下來，發揚下去，形成黨史研究作品百花齊放、爭奇斗艷的喜人局面，使黨史研究成為一門“發達”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