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石問路：中共黨史研究與新文化史的邂逅【2】

二、在共相與殊相之間博弈

黨史研究與新文化史的對話空間，由於雙方的史學同構性，使得黨史研究可能介入其中而形成歷史解釋的自足性。但問題在於，面對這種“介入”，研究者可能陷入兩種認知尷尬。其一，黨史傳統研究方式早已積澱為一套知識體系，原本並無所謂的新文化史的惹是生非，照樣碩果累累，現在有必要自找麻煩嗎？其二，研究對象的主體轉向，挑戰的不是問題本身的存在，而是問題提問方式的改變，這就涉及思維方式的置換，歷史觀察的直線式視角被切斷，黨史的歷史敘事如何可能？這兩方面認知所產生的疑慮，與其說是黨史研究試圖變更學術視域所造成，倒不如說是黨史研究因新文化史提供的歷史解釋方式所引起。因此，在知識共同體的意義上，黨史研究與新文化史謀求可通約的互為交流的契合點，建構可闡釋的互為介入的涵蓋面，應當是獲取合理認知的路徑。

對中共歷史上發生的任何史事無論採用何種方式進行研究，都是研究主體對研究客體進行分析、描述、解釋、評判的一種心智行為。這種心智行為的獨特性，就在於它是由研究主體來實施的，並賦予研究客體以意義，而研究主體採用何種手段對歷史進行意義解剖，都意味著試圖使早已逝去的歷史發出回聲。如何才能接收到這種歷史“回聲”呢？長期以來，黨史研究者費盡心力，試圖探索再現中共歷史發展變遷的有效方法，為此還為學科性質而爭論不休。實際上，中共的歷史在政治層面與社會層面之間存在巨大張力，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完全可以在這種張力之間展開。中共的歷史既是一部置身於中國革命過程中的政治性歷史，也是一部置身於中國現代社會變革中的社會性歷史。這種雙重身份正是引發晚近所謂“革命史”方式與“現代化”方式爭執的內在根據。但是，爭執的意義無論如何，都改變不了中共歷史原有的內在雙重敘事的特征。

中共黨史蘊涵的是一種政黨行為的歷史，它既是作為政黨的組織政治行為的歷史，也是作為政黨的社會活動行為的歷史。就此而言，黨史研究原本應當呈現的正是這些“組織”的或“社會”的歷史敘事，由這些歷史敘事的具體環節構成中共歷史的總體面貌。歷史的共相與殊相是一個統一體，因殊相的存在，共相的呈現才有可能，其中的奧妙在於：“每種人類活動，本質上都是一種限定在某一明確時空中的個體的暫時現象。嚴格地說，每件事實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是，一個人的每次活動都類似於這同一個人所做的其他活動，或者同一群人中其他人所做的活動，而且那些活動相類似的程度時常還很高，以至於那些活動有了一個共同的名稱，而且在這一名稱之下，那些活動的個體性消失了。”（〔法〕朗格諾瓦、瑟諾博司著，余偉譯：《史學原論》，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42頁。）在“共同的名稱”之下的黨史敘事，可以展示中共歷史的一般性特征。這種研究方式的長期性知識積累，形成的就是黨史研究中的整體性歷史意識。

但是，即便以整體性意識對黨史進行觀察，也不得不在這種意識背后默認，在實際的中共歷史演進過程中，整體性變遷並不能夠取代涵蓋各種具體歷史環節的復雜史事經驗。史事經驗是支撐整體性黨史發展與變遷的要素，也是黨史之所以能夠構成歷史的依據。整體性黨史因為必須關照歷史時序的連續性，因而它通常只是線性歷史時間的演進，而黨史的復雜史事經驗往往處在互為交錯、覆蓋、沖撞、迂回等狀態之中，這是線性歷史無法反映的，“把事情組合在線性進化的發展中，很多擺蕩來回就看不到，很多的低音也不見了”（王汎森：《執拗的低音》，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第35頁。）。那些被隱喻為“低音”的歷史現象，常常被宏觀整體史輕易地視為無關緊要，而在實際上，刪除“低音”的個體性歷史，任何宏大、整體的歷史都不可能“高調”出場。研究一片海洋的傲慢，必須從尊重每一滴水的謙遜開始。

已有的研究經驗表明，黨史研究一旦從整體分析的視角入手，由何種力量來決定這種歷史變遷的觀念，就隱藏在相關的歷史意識之中。這種歷史意識認為，中國近現代以來的社會經濟因素是決定中共歷史整體發展變遷的最終力量，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同樣符合社會經濟變遷的演進軌跡。因此，解釋推進中共歷史發展變化的最終動力，就不能不訴諸現代中國社會的經濟關系和中國革命的基本性質。這種歷史意識構成長期以來解釋中共黨史的元敘事，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看，這種元敘事對中共歷史發展的解釋和判斷，在本質意義上並無不妥。不但如此，這種元敘事還是建構黨史研究意識形態基礎的理論根基。但進一步的問題是，承認這種理論根基的元敘事，是否就意味著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歷史要素可以成為解釋黨史發展變遷的動因？實際上，翻轉觀察視角，去探視左右中共歷史行為種種表象背后的要素，完全可以從中發覺，除了社會經濟要素之外，文化要素同樣構成中共歷史變遷的動因，黨史解釋也因“文化”要素的介入，更顯示其歷史面貌的復雜性和豐富性。

確實，黨史研究的困惑之處，就在於如何在社會經濟分析與文化表象分析之間取得平衡，方法上的博弈的潛在意圖是為了獲取分析的可能性。就像已經闡明的那樣，以文化表象分析為主軸的新文化史，其預設前提已承認了社會經濟要素解釋歷史變遷的優先權，但“優先權”並不能頂替其他要素的解釋功能。不但如此，新文化史還改寫了歷史解釋構成要素的結構，認為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經濟、社會、文化三種要素並不是相互分離的，而是共同貫穿於社會歷史實踐的全過程。其中，文化要素在不受諸如經濟等要素的牽制下，就可能對社會的行為結構和行為意圖進行建構，在一定條件下甚至可以對社會經濟存在方式進行再塑造。實際上，就黨史研究的方法而言，新文化史屬意的種種分析意趣原本就隱匿其中，隻不過歷來研究者忽略或不在意它的功能罷了。

啟動黨史研究中的新文化史分析程序，只是試圖展示這樣一種認識場域：黨史領域的種種史事變遷，在任何情況下都由行為者的心智自覺或不自覺所驅動，這種行為者心智蘊蓄著復雜的文化內涵，它可能是集體性的，也可能是個體性的，但這種行為者心智不僅是在相應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形成，而且與這種社會經濟環境存在內在的關系，對其進行文化分析的目的就在於揭示這種心智借以傳達的文化價值與文化意義。進一步說，黨史研究一旦介入新文化史，它試圖分析的是文化要素如何成為建構黨史變化的維度並且從中產生意義，黨史如何在文化空間被表達並且以此來理解周邊世界，文化要素如何塑造黨史自身並且在文化實踐中生產意義。顯然，黨史研究介入新文化史，在認識領域可以打開一扇觀察問題的門窗，它讓人們感悟到黨史領域的諸種史事，並不是單向度地由社會經濟所決定，這些“史事”之所以有意義，或者說之所以能夠生產意義，完全是因為它是在文化中被表達或被建構的，唯有借助這種表達或建構，人們對黨史領域的“史事”才有可能產生意義認知。即便是黨史的整體性觀察，假如摒棄文化性分析功能，那麼種種整體性觀察的可靠性同樣值得懷疑。總歸，黨史領域的“史事”一旦被納入意義分析范疇，文化解釋也就當仁不讓地構成這種分析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