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回顧【2】

第一審判庭負責審理的江青等5個主犯的案情，較之第二審判庭的黃永勝等人要復雜得多，江青等人的態度也特別壞，相比之下第二庭的擔子要輕一些，各個主犯的罪行都比較明確，態度相對地也比江青等人好些。但是在開始確定哪些人應該是出庭受審的主犯時，也是有過周折和多方考慮的。第二庭審理的案犯都是軍隊的高級干部，其中黃永勝是總參謀長，吳法憲是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李作鵬是副總參謀長兼海軍政治委員，邱會作是副總參謀長兼總后勤部部長，他們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但是在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中，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內容，即企圖直接謀害毛主席的“小艦隊”的活動。這個陰謀組織的頭頭是林立果，他下邊的重要分子有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飛及周宇馳、於新野等人，“九•一三事件”發生時，林立果與林彪、葉群隨機摔死，周宇馳、於新野二人乘直升飛機叛逃未成，迫降后自殺身亡，王飛由於突然事故，又得了神經病，都已無法出庭受審。就在參與上述陰謀活動的案犯中，經過衡量比較，確定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為合理的受審人，通過他將整個小艦隊的問題帶出來，使他也成為出庭受審的10名主犯之一。在10名主犯中，有9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江騰蛟不是中央委員，相比之下地位最低，僅僅作為“小艦隊”的代表人物，才列為10名主犯之一，就被排在最后1名。

在受領這次任務以前，我們許多人本來都是不大懂法律的，受到黨和人民的委托之后，我們都認真地鑽研起法律條文來，把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令，都找來一一反復研讀，對照我們受理的案件，看某個犯人符合某條某款，要記得很熟，因為到開庭時就不能臨時再去翻看本本，隻能說根據某某法的某條某款，某某人犯有什麼罪行，並且能針對實際情況隨時找到法律根據來回答問題。除此以外，我們還看了一些有關法庭審判的中外影片，對我們要進行的工作增加一點感性知識，對一般的法庭情況和審判程序等，也有點間接的感受。在預審過程中，曾經將訊問各個主犯和旁証案犯的情況，一一作了電視錄相。我們在開審前看了全部錄相，對我們將要打交道的這批罪犯，預先熟悉了解一下他們的基本特點和態度表現。

在正式開庭審判前，我們還按照實際開審過程，搞了幾次練兵性質的預演。在指定時間內，應該出庭的檢察人員、審判人員、法庭工作人員和法警等等全部到場，又指派了幾位同志分別扮演各個主犯，如同正式開審一樣，由法警一一押解出庭，程序和氣氛要求與真的完全相同。這真是一項既嚴肅認真，又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開始，要受審的假犯人以他所充當的真罪犯的口氣，盡量為其罪行作狡辯，再由審判者依法據理予以駁斥。這雖然有點象在演戲，可是實際上比審真的犯人還難，因為假犯人精神上沒有壓力，又熟悉案情和認識審判人員，可以鑽空子和我們糾纏，審判者就必須能隨時治得住對方。記得有一次假扮吳法憲的“犯人”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說他與作為軍事法庭副審判長的黃玉昆過去在空軍共過事，兩人曾經有過矛盾，這次黃玉昆可能會乘機報復，因此黃玉昆應該回避，不能參加審判。這個意外的問題，使黃玉昆同志措手不及，一時無法回答。我見機稍一思考，馬上根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有關文件的精神回答說，這次審判工作的人選，是經過人大常委的慎重考慮后確定的，每個人都是受黨和人民的委托，來對危害國家的反革命罪犯進行審判，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個人報復問題。因此，包括黃玉昆同志在內全體審判人員，都沒有回避的必要，“犯人”提出的問題是沒有根據的，本法庭予以駁回。

在此期間，我還到關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監獄，在不被他們知道的情況下，一一觀察了這些即將受審的主犯。記得我悄悄地看江青時，她正坐在床鋪上，用手不住地在摩平自己褲子上的摺紋，看來她一方面是感到很無聊，一方面還是有點窮講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頭，衣服盡量穿得整齊些，時刻不失她的“戲子”本色。我看到張春橋時，還是同他后來受審時一樣，靠在床上一動也不動，帶死不活地木然不響。開審前送起訴書給他，他依然如此，裝作不理睬不接受的樣子，但是在他以為沒人看見時，又忙去偷偷翻看，可見他還是心虛得很，卻又想故作姿態，也不失其慣耍兩面派的陰謀家本色。我見到姚文元時，他正在吃飯。這家伙很能吃，他們那一伙人就數他胖，養得肥頭大耳的。后來受審時，他常常眼睛朝天連連翻動，半天才說一句話，其實他是在考慮問題，也刁得很。隻有王洪文看來精神上完全垮了，一點抵抗能力也沒有，問他什麼他就講什麼。這個人出現在我國政治舞台上，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一個“怪胎”。盡管這次審判一直強調要把他們的問題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錯誤分開，但是王洪文這個人物的產生、起家和上台，確實很難同黨內錯誤路線分開。按照當時盛行的唯成份論和反動血統論，王洪文出身貧農，當過兵，做過工等等。本人又學了些上海灘上的吹吹拍拍本事，在“一月風暴”中“偶然露崢嶸”，被江青、張春橋之流發現了“人才”，一下子竟成了天然的“革命派”，甚至理想的“接班人”，被他們又推又抬突然提拔上來。可是他畢竟根底極差，品性很糟，是個扶不起來的“阿斗”。當初也有人說，如果他本人爭點氣，好好學習的話，說不定也還是可以的。其實這也是過分善良的主觀願望，事實上他一開始就同江青等人搞到了一起，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早就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頭面人物。當時毛主席曾經指示他不要同江青他們搞在一起，可是他沒有聽，反而變本加厲地參與他們反黨篡國的一系列重大陰謀活動，結成了“四人幫”。加之他被個人野心沖昏了頭腦，忘了自己算老幾，終於同江青等人一起成為受審的反革命罪犯。

這批案犯在關押期間，按照我黨歷來的政策，也為了適應審訊工作的需要，生活待遇比較好，伙食上從未虧待他們，同他們迫害我黨廣大干部時的殘酷手段截然相反。到審判時，又將他們的伙食標准提高了一些，讓他們吃得稍微好一點，以保証其營養充足身體健康，好有足夠的精力來出庭受審。如果他們身體不好，到時候出不了庭，或者出庭時狼狽不堪，有氣無力，對內對外影響也不好。由於事先考慮到這個問題，採取了一些措施。江青等人在這次審訊中健康狀況都不錯，所以也使我們的審判工作，沒有因為這方面的問題受到阻撓和造成拖延。

為了使開審時的法庭顯得特別庄嚴，還給我們每人專門另做了制服：我們審判人員和法庭工作人員一律是藏青色制服，檢察人員和律師等又一律是深灰色制服﹔還給我們發了專用的公文皮包，整個法庭看去得整齊統一。我們每個人也都很精神利落，都為法庭增加了庄嚴氣氛。我們的工作從一開始起，不僅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視，也受到了人民群眾的普遍關注和各種方式的支持，連在我家做飯的阿姨都接到電話，讓她最近把伙食搞得更好些，“保証你們的首長更健康地去審判那幫壞家伙！”給她打電話的是她過去服務過的一家歸國華僑，可見這次審判是受到各方面人士的關心和歡迎的。這促使我們更加兢兢業業地去從事這項重要的工作。按照法律規定，隻要有過半數審判人員到庭，就可以開庭審判了。我們第二庭共17名審判人員，每天隻要有9人到庭就行了。但是那時我們每個人都積極得很，除了極個別的特殊原因外，不論公開審判還是內部開會，都是場場必到，全體出庭，人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