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回顧【3】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時，特別法庭第一次正式開庭，江青、張春橋等10名主犯第一次被傳到法庭上，接受人民對他們的公開審判。當時的氣氛和情景是令人難忘的，我們被一種崇高的責任感所支持，行使著人民授予的權力，身子都坐得挺直，始終保持著威嚴庄重的姿態，來審理和判處這批對整個國家造成巨大災難，對億萬人造成巨大痛苦的罪犯。10多年來，這批家伙身居高位，大權在手，橫行一時，不可一世，有的直到現在，還頑固死硬，裝腔作勢，不肯認罪服罪。但是我感到在精神上完全可以壓倒他們，對他們包括江青、張春橋和黃永勝等人的老底十分清楚，他們在黨的歷史上並沒有什麼了不得貢獻和地位。擺資格，我也比他們許多人老得多，至於姚文元、王洪文等解放以后才參加工作的，就更不在話下了，我是完全可以治服他們的。不僅如此，更因為我們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意志，行使著國家授予的神聖職權，他們是受審判的一小撮罪犯。我們在戰略上是藐視敵人的，但是在戰術上也是重視敵人的，每一個工作細節都得安排周全。由於考慮到可能發生的情況，如江青本來就有歇斯底裡症狀，審理中很可能會鬧庭，我們就沒有按照10名主犯原來的名次順序押進法庭，將王洪文排在第1個最先傳出。他當時被推了個光頭，一副萎糜不振的樣子，當年那“造反司令”和“中央副主席”的派頭一點不見了。第2個押進來的江騰蛟，他到還有一點老干部的樣子，其實在10名主犯中，他地位是最低的。接著是邱會作、吳法憲、黃永勝。黃永勝頭發胡子花白了，比過去老多了，特別是陳伯達，更老了，他和李作鵬本來身體就不好，分別由法警連押帶架地帶進法庭，指定的醫護人員就坐在他們后邊，可以隨時進行診治或急救。倒數第2個押進來的是張春橋，這個家伙不象別的主犯比較整潔，隻穿了一件中式老棉襖，領口不扣，胡子也不刮，歪著腦袋，搭著眼皮，既拉塌又窩囊，還是那副陰陽怪氣半死不活的樣子。

10名主犯的頭子江青最后一個被押解進來。這個人一輩子都在演戲，她進場時故意裝得若無其事，左顧右盼地看看旁聽席上的人，衣服穿得比較整齊，頭發梳得溜光，兩手有時還放在背后，好象挺神氣，盡管如此，到底掩蓋不住自己內心的空虛與緊張。我們原來估計她會搗亂的，因為在預審過程中，她一直胡攪蠻纏，大耍潑婦加“女皇”的威風，但是到了這個庄嚴的法庭上，她竟十分守規矩，並不亂說亂動，一聲不吭地靜靜聽完對他們的長篇起訴書。她還生怕漏聽了什麼話，把為他們准備的助聽器緊緊地按在耳朵上，還常常歪起腦袋用手掌兜著耳朵用心聽。起訴書宣讀了約兩個小時，接著又向他們宣布了法庭規則和審判程序等等。他們一直認真地聽完，沒有任何出軌的行動和表示，情況比我們預想的要順利。首次開庭在下午5時20分勝利結束，我們大家都愉快地完成了這次任務。

在整個庭審活動中，除了每場有幾百名旁聽者外，在審判庭的后台，還按裝了閉路電視，許多中央領導人和負責同志，可以在那裡收看審判的現場實況和全過程，必要時也可以和我們在“前台”的人作些指示和交換意見，所以實際上黨和國家的許多領導人，都參加或旁聽了每一場審判。

首次開庭以后，就由兩個審判庭分別審理各主犯了。我們第二審判庭除了我和黃玉昆同志外，還有15名審判員，我們將他們分為5個小組，每3個人專門研究一個被告人。我們對每個被告的基本情況都要熟悉，3人小組對所分管的被告則要了解得更加具體透徹。開始時每個被告的罪行列得很多，平均每人可以寫100條，10個主犯集中起來有7000條，但是在准備起訴的過程中，逐漸把他們的罪行減少了條數，壓縮到每人平均10條，到我們審判時又加以壓縮，每人隻剩了3至5條，其實他們的問題不在條數多少，每人有1條就夠判死刑了。如江青、張春橋，最主要一條就是改朝換代，陰謀奪權，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建立他們自己的反動統治，這1條就可以殺他們的頭了。第2條是他們迫害大批干部，其中許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目本來很大，后來我們就將間接被他們迫害的數字都勾掉，隻提直接受他們迫害的。第3是他們侵犯人身自由，進行誣告陷害等等，如江青授意對上海文藝界人士抄家逮捕。再如姚文元的主要罪行是進行反革命宣傳，他同希特勒的戈培爾一樣，是個反革命吹鼓手。他從1965年批判《海瑞罷官》起，就在制造反革命輿論，以后接著批“三家村”，批陶鑄的兩本書，批所謂的“天安門事件”，証明他早就是個反革命吹鼓手和蠱惑者。這樣，他們每個人的罪行不超過5條，就很大了，就夠死罪了！開始是將他們按原來的職務排名次的，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在位的時候權力還是相當大的，就被排在第一位。后來按照實際罪行一排，王洪文的位置就變了，他當不了這個頭了。還有陳伯達，開始曾考慮他不是“四人幫”之一，又很早被看管審查，后來的事他都沒有參與。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同江青他們還是一伙的，他當時的講話是影響很大了，例如他說冀東的黨組織不可靠，可能是國民黨的組織，這就造成了成千上萬人受迫害。他同江青等人的罪行特點很接近，所以就把他排到“四人幫”的后頭，看來這個位置，對他也是適當的。

每個被告，都有自己的特點。在第二審判庭——即特別軍事法庭受審的主犯中，黃永勝是個首要人物，他的罪行特點是同林彪、葉群的關系特別密切。但是他比較狡猾，很難抓住他的辮子。我們就抓住他的要害問題進行突破，如他同葉群打電話，有時一次就通話135分鐘，我們就審問他，這麼長時間，你們到底談了些什麼？他當然不敢如實講了，開始說他是核對一個作戰文件。我們拿出調查的証據，在時間上同黃永勝說的差了3天，証明他們這次密談與那個文件無關，說的是另外的不可告人的私房話。我們還拿出一個証據，是他同葉群在另一次通話時，被林立果偷著錄的音。在那次談話中，葉群對黃永勝說：他們不管是政治生命還是個人生命，都是聯系在一起的。稱黃永勝“永遠是元帥”，葉群自稱是他下邊的“通信兵”，說黃永勝“在中國革命的領域上”將要“起很大的作用”，還說林彪手下有許多人，真正最喜歡的隻有你黃永勝。他們還說了許多污七八糟的話，都有錄音在，充分証明了黃永勝同葉群和林彪之間，是一種極其骯臟的關系。他們這種非同尋常的特殊關系，說明黃永勝在林彪反革命集團中的位置和作用。

吳法憲罪行的特點，是把空軍的權力交給了林立果。當時的林立果是個沒有入黨的新兵，可是吳法憲為了投靠林彪，對林立果來了個“第一年當兵，第二年入黨，第三年當了副部長。”吳法憲還講，林彪把林立果派到空軍來，是對他們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關懷，最大的幸福”，胡說20幾歲的毛孩子林立果是什麼“全才、帥才、超群之才”，是什麼“第三代接班人”，“第四個裡程碑”，林立果可以對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空軍的一切重大問題，都要向林彪的兒子“請示報告”。在吳法憲心目中，林彪就是“黨”，林彪的孩子就是他們的當然“領導”，誰不同他一樣想一樣做，誰就是“犯罪”。他還將這一套在高干中傳達貫徹，強求大家執行。這就是吳法憲的要害問題，他把黨交給他在空軍的領導權，私自移交給了林立果，讓林彪反革命集團利用空軍來為他們的武裝政變陰謀服務。這就是吳法憲無法辯解的主要罪行。

李作鵬的要害問題，我們抓的是“九•一三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機問題。“九•一三”前夕，周總理察覺林彪活動反常，因為那飛機所在的北戴河機場歸海軍管，就親自打電話給李作鵬，命令那架飛機必須有周總理本人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實際上把放飛這架飛機的權力抓到總理自己手上，未經他批准的命令都是無效的。周總理的這個指示，本來是很清楚的，可是李作鵬卻篡改為四人中的“一個首長指示放飛”就可以了。當林彪爬上飛機就要發動起飛時，機場向李作鵬請示，他又不下令阻止，卻讓機場“直接報告請示周總理”，下面的同志怎麼能直接找到總理請示呢？這完全是李作鵬為拖延時間放跑林彪而搞的鬼。盡管他后來造假記錄，企圖賴帳狡辯，但是事實具在，李作鵬是逃脫不了這一罪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