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緬邊界談判親歷記【3】

三

從1956年開始，周總理決定親自抓中緬邊界問題，但他並沒有局限於中緬邊界問題，因為中國與周邊很多國家都有這個問題。周總理考慮要把解決中緬邊界問題作為一個突破口，為解決一系列邊界問題開一個好頭。周總理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他查閱了漢朝以來的有關歷史記載，弄清了中國歷代政府對邊境地區的管轄情況，搜集了各種地圖，並請教了龔自知、王季范、尹明德、於樹德等專家，弄清各個時期地圖畫法的不同和原因。他還調查了19世紀以來有關中緬邊界的歷次糾紛和交涉經過，弄清了邊界未決問題的由來，研究了中緬邊境地區雙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況，以及國際法有關邊界問題的論述和國際慣例。在中緬邊界問題解決之后，周總理叫人給外交部亞洲司送來一大皮箱材料，讓我們歸檔。我們打開后發現，盡是有關中緬邊界問題的專家報告、歷史資料、復印材料等。這些資料周總理都親自圈閱過。

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周總理就如何解決中緬邊界問題提出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方針。

在指導思想方面，周總理強調中緬邊界問題是英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由於中國和緬甸已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成為獨立的相互友好的國家，中緬邊界問題的性質便發生了根本變化，必須從兩國友好的全局出發，服務於外交大局，而當時外交大局就是要建立反美統一戰線。美國已經在中國周邊建立了一個包圍圈，而當時印度、緬甸和平中立，所以印度、緬甸是中國重點爭取的對象。為此，對邊界問題必須有一個政治解決，不能過於拘泥於領土的得失。1957年7月9日，周總理在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的《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對此作了精辟的論述。他說：“我們要解決邊界問題，其目的是安定四鄰，爭取國際形勢的和緩，便於進行建設，而不是使我們同鄰國的關系緊張起來。我們的國策是和平外交政策。”“我們是個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必須設想到這些民族主義國家和我們社會制度不同，對我們是有疑慮有畏懼的。我們一方面應該堅持和維護我們民族的正當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必須而且的確應該在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方面做出一些榜樣。就邊界問題說，重要的在於我們應該做到使雙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礎上加以解決，而不在於我們必須多佔一些地方。”

在具體方針方面，因為邊界問題涉及到民族感情，任何單方面的讓步都是不可行的，所以周總理提出了互諒互讓、友好協商的方針。這是他的一大創舉。

解決邊界問題的方針原則確定以后，中緬邊界的談判就開始進入到實質性的解決問題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