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京漢鐵路工人幫口組織的利用和改造【2】

二、中共對工人幫口組織的認識與策略

幫口組織作為一支巨大的社會力量，能否將其爭取過來，為革命所用，不僅事關人心向背、革命力量的整合，而且也是建立革命統一戰線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因此，正確認識、改造和利用幫口組織，成為當時中共開展工運工作的當務之急。

中國帶有現代意義的工人運動是在中共領導下開始的。中共領導下的工會組織帶有鮮明的階級性，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與傳統的舊式工人“行幫”組織及其他階級政黨的招牌工會組織均有著根本區別，使中國的工人運動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中共在成立伊始就提出：“本黨基本任務是成立工會。每個地方，凡有一個以上工業部門的，均應組織工會”，“必須特別注意中國工人運動問題”（《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88頁。）。1921年8月，為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構。《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鑒》指出：“我國勞動運動，帶有現代色彩，乃最近之事。上海有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之組織，此書記部實為我國勞動之先驅。”（王清彬等編：《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鑒》，北平社會調查部，1928年，第356頁。）

中共把鐵路工人作為工運工作的重點經歷了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早在書記部成立以前，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人就已開始討論從事實際的工人工作，並派人到長辛店、南口、唐山等地調查，初步建立了工作據點（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2、3頁。）。1922年1月，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張國燾、鄧培等人參加了這次大會並受到列寧的接見。列寧說：“鐵路工人運動是很重要的。在俄國革命中，鐵路工人起過重大的作用﹔在未來的中國革命中，他們也一定會起同樣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199頁。）這次大會及列寧與中國代表的談話對中共從事鐵路工人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共在工運工作中也逐漸認識到“中國工人階級隻有鐵路工人、海員、礦工為三個有力的分子”，進而提出組建全國鐵路總工會，組織鐵路工、礦工、海員三個產業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23頁。）。1922年直奉戰爭結束后，中共利用吳佩孚“保護勞工”的政治主張，通過交通部向京漢、京奉、京綏、隴海、正太、津浦六條鐵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員，作為中共在各路開展工運工作的特派員，主要目的是發動各路群眾，建立工會組織（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5、26頁。）。張國燾甚至認為，中共是以北方鐵路工人運動起家的（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221頁。）。其中，京漢鐵路因其地理位置顯要、工人人數眾多且相對較為集中，自然成為中共的重要工作目標。

新生的中共要站住腳跟，必須要有群眾基礎。中共在京漢鐵路開展工運工作、爭取群眾擁護的過程中，遇到的一大障礙就是幫口問題。當時，“中國工人階級中基本上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工會組織，有的只是行幫、幫口和幫會這類固有團體。這些封建地域性質的幫口和封建宗法式的幫會，直到現代工人運動開始的時候，依然擁有極大的勢力”（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第326頁。）。地域幫口組織的存在，不但滋長工人間的械斗，擾亂社會秩序，而且也是工人運動的一大障礙。“因為有了地方色彩的工幫，工會就很難發展，即使工會得能成立，為了調和排解各幫間的隔膜，及防止可能的沖突，至少要消磨不少的精力，間接就是限制工會的活動和進步。”（何德明：《中國勞工問題》，第209頁。）可見，如何排除工人中的幫口障礙，重新組織工人，確是中共在京漢路組建工會時面臨的極大難題。

為解決這一難題，中共對幫口組織進行了探討和研究。對於幫會幫口組織的來源，陳獨秀認為：“他們的團結是跟著物質上生活需要自然發生的”（獨秀：《四論上海社會》，《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12月。）。對於地域幫口組織的消極作用，1921年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成立宣言中指出：“勞動者把他們自己分成什麼寧波幫、廣東幫、江北幫等等是不行的。這是把自己分裂的辦法，怎樣能拿著這種團體來和資本家奮斗呢？”（《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共產黨》1921年第6期。）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也意識到：“中國的舊式工人組織、行會、秘密結社……與其說是工人運動健康發展的一種助力，勿[毋]寧說是一種障礙。”（《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第167頁。）時任書記部武漢分部負責人的包惠僧對京漢鐵路工人中的幫口組織不無擔憂。他回憶道：“工人本身的階級覺悟還很差，封建意識形成的幫口作用，嚴重地影響了工人的團結。京漢鐵路是這樣，其他各條鐵路也是這樣，這一問題如果得不著適當的解決，組織工會幾乎是不可能的。”（《包惠僧回憶錄》，第97頁。）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對於幫口組織的產生根源及消極作用，中共已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

至於解決問題的辦法，早在1920年，陳獨秀就提出：消除幫口障礙“決不能夠全由政治法律的力量任意將他消滅下去。消滅他們之根本辦法，惟有使各業工會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並且使工會的權力能夠容納他們，團結他們，能夠應他們物質上的生活需要，他們的秘密團結自然會消滅下去”（獨秀：《四論上海社會》，《新青年》第8卷第4期，1920年12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成立宣言中提出：“我們隻有把一個產業底下的勞動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組織起來，做成一個產業組合。因為這樣一個團體才能算是一個有力的團體，要這樣的組織法，勞動者才能用他們的組織力，做奮斗事業，謀改良他們的地位呢。”（《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共產黨》1921年第6期。）1922年5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也提出：“我們工人們決不要分地域，決不要分黨派，決不要分男女老少，隻要是賺工錢的工人們，都應該按照產業的分類法，組織在各種工會裡﹔而且要把各地工人們按照產業組織的工會，聯絡起來，組織各種全國的產業總工會。”（《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563頁。）經過反復的研究討論，中共確立了開展工會工作的原則：消除幫口組織，按產業組織工會。

要清除工人群體中的幫口組織絕非易事，中共決定分步驟來破除障礙：第一步是針對幫口首領講義氣、品行較端正的特點，決定實行“紅心白皮”政策，“同他們交朋友、講義氣”，先調和幫口與幫口間的矛盾﹔第二步是對工人進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階級教育，來團結工人，進而瓦解幫口組織。總之，消除幫口障礙的辦法是：“鑽進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爭取它。”（《包惠僧回憶錄》，第66—67、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