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京漢鐵路工人幫口組織的利用和改造【4】

四、中共對幫口工人的教化與發動

對於京漢鐵路工人中普遍存在的幫口觀念，中共主要通過階級教育及領導工人斗爭兩種方式，分別從思想上和行動上引導工人逐漸加以消除或淡化。盡管一些美國歷史學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十分強調中國工人的分裂特性在集體行動中的作用（參見〔美〕裴宜理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美〕艾米莉·洪尼格著，韓慈譯：《姐妹們與陌生人：上海棉紗廠女工（1919—1949）》，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但傳統中國學者則認為階級意識的提高是中國工人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認的是，在工運史研究中，傳統中國學者的觀點仍有很強的說服力。

（一）對工人進行階級教育

為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中共成立前后創辦了《勞動界》《勞動音》《勞動者》《向導》《勞動周刊》《工人周刊》等刊物，介紹國內外勞動界消息，鼓吹工人運動。五四運動后，工人階級的力量引起了社會的關注。早在1920年11月，鄧中夏就在《勞動者》發刊詞中指出：“今日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是什麼？就是社會改造問題——直言之就是‘勞動問題’”（《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頁。）。在上述宣傳刊物中，對工人影響最大的是《工人周刊》。該刊辟有《工人常識》《工人談話》《工人之聲》等專欄，直接刊載來自工人的要求和呼聲，報道各地工人的困狀及國內外罷工消息等，發行量較大，且大部分銷往北方鐵路工人中間。工人贊其“辦得很有精神”，“不愧乎北方勞動界的一顆明星”，“是全國勞動運動的急先鋒”，“為全國鐵路工人謀利益”﹔該刊也“成為中共北方區委和北方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工人中的代稱”（羅章龍：《椿園載記》，第141、142頁。）。中共利用這些刊物向工人階級宣傳地域幫口組織的危害性。如李啟漢在《工人周刊》發表了《工友們，我們為什麼要分幫》（啟漢：《工友們，我們為什麼要分幫》，《工人周刊》第14期，1921年11月19日。）。項英在《勞動周報》（該報是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的機關報）發表《省幫與階級》一文，向工人指出：“我們常見許多工會或工廠中，把工友分成什麼廣東幫、兩湖幫、三江幫、福建幫、天津幫及本地幫等，弄成七零八落，互相排擠，互相斗爭”，“這不自己殺自己嗎？”文章向工人發出號召：“快快覺悟起來呵！打破以前錯誤的省幫觀念，以階級斗爭的精神，爭回我們應有的權利呵！”（《中國鐵路工運史資料選編》第1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2—143、144頁。）在各種刊物的宣傳鼓動下，工人階級日益覺悟。一些工人甚至開始動手寫自己的工作生活，《勞動界》《勞動者》《工人周刊》等刊物為他們開設了專欄。據統計，僅《勞動界》第3期至第18期，就發表了20多篇工人的稿件。這些稿件的題目即帶有鮮明的階級色彩，如《我們流出的汗到那裡去了？》《老板和老虎》《一個工人的覺悟》《苦工日記》等，從中可看出強烈的反抗意識。《一個工人的宣言》一文寫道：“工人的運動，就是比黃河還厲害還迅速的一種潮流……我們工人就是這樣潮流的主人翁，這個潮流的主人翁，就要產生工人的中國。”（王永璽主編：《中國工會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81—82頁。）20世紀20年代初，各地罷工斗爭此起彼伏，以至“在中國出版的美、英、法、日等國資產階級雜志和報紙上，以及從這些國家歸來的無數旅游者所寫的書籍中，現在都在談論‘覺醒的中國’，其內容包括……近兩三年來洶涌澎湃地沖擊著中國政治現實生活的年輕的、具有巨大潛力的工人運動”，“每天、每周、每月從中國的中心和偏僻地區發來數以萬計的文章、電訊和通信，驚恐不安地報道中國人民這個‘巨人的覺醒’”（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四川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譯：《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1919—1927）》第1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36頁。）。

勞動補習學校是工會的准備階段，也是中共對工人進行階級教育的重要陣地。民國初期，“平民教育”成為一種潮流，“教育不論是資本家勞動者老頭子小孩兒都應該領受的”（《鄧中夏文集》，第7頁。）。京漢鐵路工人文化水平整體較低，如“鄭州鐵路工人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識字”（政協二七區委員會宣教文衛體史資委編：《二七區文史資料》第1輯，內部資料，2004年，第38頁。），工人的求知欲望較為強烈。中共順勢在京漢鐵路各大站創辦勞動補習學校，以此為基礎再籌建工人俱樂部，成立工會。對於勞動補習學校所應發揮的作用，1921年，中共在《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第一個決議》中指出：“勞工補習學校應逐步成為勞工組織的核心”，“所授學說，最重要的是應能喚醒勞工覺悟，並使其明了組織工會的必要”（湖北省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武漢市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編：《工運史研究資料》第3輯，內部資料，1983年，第2頁。）。在補習學校或工會裡，教員及負責人一般先與工人建立友好、融洽的關系，再向其灌輸階級斗爭觀念。如在長辛店擔任工人子弟學校教員的李實，態度和藹，極富耐性，幫助工人解決各種問題，對於不同幫口工人之間的矛盾和糾紛，均能妥善處理，深受工人信任（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第111頁。）。在此基礎上，勞動補習學校在課堂上常對工人進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階級教育，並啟發工人破除幫口組織，團結斗爭。據鄭州站老工人回憶，當時的夜校教員曾在課堂上啟發工人說，“工人光愁不行，團結起來有力量，不團結起來就好像一盤散沙一樣”，並當場抓起一把沙子示意（劉明逵：《中國近代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第835頁。）。當時，李大釗也曾到鄭州工人補習學校演講，他說：“工人兩個字連起來是個天字，工人階級能頂天立地，工人團結起來就力大無邊”（王寶善主編：《鄭州工人運動史》，第32頁。）。這種講解形象生動，富有鼓動性，啟發了工人的覺悟，增強了工人的反抗信心，使其領悟到團結起來力量大的道理。

中共不僅注重從思想上啟發工人，還注意在實際工會工作中消除不同幫口工人之間的隔閡，增強工人階級的團結意識。針對鐵路工人工作時間長，生活單調，工人中酗酒、賭博和吸食鴉片等不良習氣較多的現象，工會組織了象棋、籃球、京戲、講演等各種活動，豐富工人的業余生活。在“吹拉彈唱”的娛樂活動中，不同幫口工人之間的關系逐漸融洽起來，中下級工人的地位也得到提高。據包惠僧回憶：“自從俱樂部組織起來以后，對工人的階級教育在工人中發生了影響，工匠對於小工也稱哥道弟，客氣起來了，因之小工與工匠、工務員、工程師常在一起坐著，一起活動，地位無形中提高了，工匠對小工的團結，是工人俱樂部成立以后所發生的階級友愛，所以小工對俱樂部的信仰很高。”（《包惠僧回憶錄》，第94—95頁。）小工是工人中的多數，工人俱樂部把他們團結、組織起來，使之成為京漢鐵路工人中最為堅定的一支革命力量。可見，工會活動非常有效地消除了因地緣、職業而造成的差異感和疏離感，加深了工人之間的親和力。各幫口工人通過參與工會活動逐漸形成了特有的集體精神，這種精神正是引導工人走向集體行動的潛在力量。

（二）領導工人罷工

1922年7月，中共在《關於“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中指出：“工會自身一定要是一個很好的學校，他應當花許多時候努力去教育工會會員，用工會運動的實際經驗做課程，為的是要發展工人們的階級自覺。”（《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79頁。）為了使工人群眾在具體的斗爭實踐中感受到團結的力量及好處，從而達到消除工人幫口意識、增進團結的目的，中共通過工會領導工人開展了一系列罷工斗爭。

京漢鐵路各地工人俱樂部或工會成立后，工人中依然殘存著幫派意識，妨礙團結。中共研究了當時的具體情況，決定“找出路局壓迫工人最突出的事實及路局最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工人進行罷工，從而鞏固團結，增強工人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信心（陳素秀主編：《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史料匯編》，第918頁。）。江岸工人反對路警的罷工、江岸工務處工人反對段長比利時人陸登士的罷工、鄭州機務處工人反對廠長陳福海的罷工、長辛店工人反對工頭鄧長榮的斗爭、“八月罷工”等一系列罷工，大多取得了勝利。尤其是1922年8月長辛店工人舉行的“八月罷工”，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此次罷工的起因是工人“因生活日昂，工資不敷支配”，要求加薪及改良工作待遇的要求沒有得到路局的答復（《京漢路工人昨日罷工》，《晨報》1922年8月25日。）。罷工雖僅持續兩天，卻大獲全勝，路局答應了工人提出的8項條件及追加的11條要求。“八月罷工”為京漢全路工人爭得了每人加月薪三元、兩年加薪一次、短牌工一律改為長牌工，以及建設工人休息室等多項權利。（參見中國鐵路史編輯研究中心、全國鐵路總工會工運理論政策研究室：《二七革命斗爭史》，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46—50頁。）罷工勝利的消息傳出后，工人無不歡欣鼓舞。鄭州工人“全體列隊，由廠中出，至車站，燃放爆竹萬余，高呼勝利”（《地方通信 鄭州》，《申報》1922年9月2日。）。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在致唐山工會的信中不無自豪地寫道：“我們隻堅持兩天的時日，那班軍閥和京漢當局就屈服於群眾勢力之下，把我們所要求的條件俯首應允了！”（《二七大罷工資料選編》，第60頁。）

“八月罷工”的大獲全勝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推動了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繼續高漲。首先，提高了工會的威望，激發了工人加入工會的熱情。由於“八月罷工”是在工會的組織下進行的，其勝利使工人空前地意識到工會組織的重要性。日本學者中村三登志說：“由於加薪的條文也適用於長辛店站以外的京漢鐵路員工，通過這件事使工人們認識到工人俱樂部的力量。”（〔日〕中村三登志著，王玉平譯：《中國工人運動史》，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42頁。）據一名京漢鐵路工人回憶：“八月罷工”后，“工人們都願意參加俱樂部和交會費，因為他們體會到工人組織起來的好處，人多力量大，能向總管斗爭”（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第3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9頁。）。可見，這次罷工的勝利極大地激發了工人加入工會的熱情，增強了工人的團結意識，推進了各地工會組織的建立。至1922年底，京漢鐵路全線已經成立了16處分工會，全路工會會員共有2萬多人。其次，促進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隨著京漢路各地工會組織的紛紛成立，組建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為當務之急。關於“八月罷工”與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之間的關系，鄧中夏說道：“不消說，這使全路工人發生休戚相關的深刻印象。這就可以解釋統一全路總工會為什麼首先成為京漢鐵路工人的迫切要求，以至於為了成立總工會，不惜與軍閥搏戰，作最大的犧牲。”（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第28頁。）再次，引起了革命連鎖效應，成為北方鐵路工潮的起點。長辛店“八月罷工”的大獲全勝感染了其他各路，北方鐵路工人罷工此起彼伏，“僅在1922年9月至12月間，進行罷工斗爭的，就有京奉鐵路山海關橋梁工廠工人，京綏鐵路全線車務工人，京奉鐵路唐山機廠工人，正太鐵路石家庄機廠工人”（金士宣、徐文述編著：《中國鐵路發展史（1876—1949）》，中國鐵道出版社，2000年，第322頁。）。對此，一位不明真相的美國人把這種現象歸因於中國舊行幫制度，他認為：“以中國舊工幫制度之鞏固有力，而適用於鐵路罷工，其結果可使全中國鐵路於一時期內，完全擾攘不寧，乃意中事也。”（《美人論中國鐵路工潮》，《申報》1922年9月15日。）這種看法恰恰從側面反映了中共在北方鐵路工人運動中，非常有效地利用和改造了幫口組織這股巨大的社會力量。通過領導罷工斗爭，各地工會的威望大大提高，工人意識到隻有聯合起來方能維護自身利益，幫口障礙也在無形中逐漸消失，全國工人運動呈現出風起雲涌之勢。

通過階級教育及領導工人罷工，中共最大限度地消除了鐵路工人中的幫口觀念，團結了工人群眾，提高了工會的威望，為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爆發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