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京漢鐵路工人幫口組織的利用和改造【3】

三、中共對幫口首領的利用與改造

方針確定之后，中共便開始進行消除幫口障礙的具體工作。由於京漢鐵路工人中幫口林立，幫與幫之間隔閡較深，中共最初聯絡工人時往往接近了這幫工人，就難以接近別幫工人，工作局面很難打開。因幫口首領對工人有很強的號召力，中共決定先從各幫首領取得突破。主要工作方式如下：

第一，通過同鄉、親戚、把兄弟等熟人關系聯絡幫口首領，繼而說服他們聯合起來辦工會。如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李震瀛是天津人，他以找同鄉的名義，聯絡到天津幫的姜海士和高斌，再通過這兩位同鄉結交到更多的鐵路工人，隨后在鄭州建立了工人俱樂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等編：《二七大罷工資料選編》，工人出版社，1983年，第695頁。）。又如，在幫口問題最為突出的江岸車站，中共與各幫首的聯絡過程中，鄭州工人凌楚藩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他是湖南人，“是一個超乎幫口以外的人”，且與福建幫、江南幫和湖北幫均相處融洽。經過凌楚藩的介紹，中共與湖北幫幫首楊德甫、福建幫幫首林祥謙和江南幫幫首黃桂榮等取得了聯系。（參見《包惠僧回憶錄》，第84—89頁。）隨即通過交朋友、認同鄉的方式與這些幫首拉近距離﹔以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向他們宣講了書記部的工作方針、各國工人運動的簡況及組織京漢鐵路工人工會的意義等﹔說服他們消除幫口不和，團結起來，維護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使其認識到工人階級整體團結的必要性﹔決定把各幫口首領作為發起人，籌建江岸工人俱樂部（《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第1集，第111頁。）。在此過程中，中共派去的負責人項德龍（項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共要求他“在工作中注意聯系各幫的領袖人物，調和幫口的沖突，再逐漸地消滅幫與幫的矛盾”﹔根據這一要求，項德龍與工人吃住在一起，“與各幫的領袖人物處得很好”（《包惠僧回憶錄》，第93、94頁。），使江岸工人俱樂部的籌建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第二，針對幫口之間不和睦的問題，中共通過對幫首委以工會領導職務的辦法將其團結進工會，再通過幫首說服教育本幫工人加入工人俱樂部。由於幫首威望高，讓他們擔任一定的領導任務不僅能減少工會工作的阻力，而且能迅速地發動工人群眾，組建工會。如在江岸工人俱樂部籌備工作中，中共多次邀請各幫幫首參加討論，在職務分配上充分征求他們的意見並兼顧幫口之間的平衡，“干事楊德甫、管庶務的周天元，是湖北幫的﹔干事林祥謙、管財務的張連光，是福建幫的﹔干事黃桂榮、工人骨干曾玉良，是江南幫的”（王繼民、於洪偉：《項英與武漢工人運動》，《炎黃春秋》2001年第5期。）。《包惠僧回憶錄》中對當時江岸工人俱樂部的籌備委員名單也有詳細的記載和說明：“推定楊德甫、黃桂榮為籌備委員，林祥謙為財務干事，周天元為庶務干事，曾玉良為交際干事，這些人事上的安排，是經過事前同各幫口的協商，平均分配的。”（《包惠僧回憶錄》，第93—94頁。）這種策略成效顯著，各幫幫首基本滿意。楊德甫發表意見說：“我們同意你們的意見，按產業組織起來。各個幫口之間不睦，是事實。從今天起，到會的人都要負責向自己的弟兄解釋，消除幫口之間的隔閡。”（《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第1集，第111頁。）林祥謙率先沖破幫口界限，對福建幫、湖北幫、江南幫等幫口的工人一視同仁，“不管哪個省籍的工友有困難，他都盡全力幫助”，“受到大家的贊揚和擁護”（湖北省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武漢市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編：《工運史研究資料》第2輯，內部資料，1983年，第143頁。）。中共通過“讓這些幫口領袖作為宣傳和串聯的骨干，使工人知道了加入工人俱樂部的好處，了解到工人俱樂部是為工人階級服務的，是工人自己的組織”（曹榮：《項英》，中國工人出版社，2012年，第17頁。）。在各幫口首領的支持下，江岸工人俱樂部很快建立起來。

第三，把覺悟高、工作能力強的幫首和工會中的積極分子發展成中共黨員，培養工會骨干力量。當然，這種工作是秘密進行的，“共產黨在當時是一個絕對秘密的黨，有一套保密的規定”（《包惠僧回憶錄》，第63頁。）。據羅章龍回憶：“長辛店鐵路工人中最早吸收入黨的有史文彬，后來又發展了王俊、陶善琮、陳勵茂、葛樹貴、崔玉春等，成立了黨的小組……后來黨在沿線各站如：高碑店、保定、正定、石家庄、新鄉、鄭州、信陽等站也都發展有黨員，當時各站工會負責人和書記部特派員大都由中共黨員和社青團員充任。”（羅章龍：《椿園載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180頁。）楊德甫、周天元、林祥謙、張連光等人均是中共從幫口首領中發展的黨員。一般來說，他們在各分工會中均擔任著重要領導職務。以林祥謙為例，1922年夏，他被中共發展為黨員，曾擔任江岸分工會委員長一職。他不僅積極參與了江岸分工會的組建，而且參與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籌備工作﹔在大罷工中，他還組織了工人敢死隊，誓死保衛總工會（陳素秀主編：《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史料匯編》，第1032、1033頁。）。

通過上述幾種工作方式，中共利用各幫首領在工人中的威望，在京漢鐵路各主要車站迅速地建立起工會組織。這些幫口首領和工人骨干分子成為中共在京漢鐵路發動工人群眾的得力助手，在工會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組織領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