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京漢鐵路工人幫口組織的利用和改造

摘要：幫口組織是中共在京漢鐵路組建工會時遇到的一大障礙。為消除這一障礙，中共對幫口首領和工人採取了不同的策略、方法，逐漸消除了工人中的幫口觀念，增強了工人之間的團結。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爆發，既是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一次展示，也是對中共創建初期幫會、幫口政策及策略的一種檢驗。大罷工的失敗，一方面反映了游民階層的社會特性，另一方面也說明相關政策及策略尚且存在缺點與不足。

關鍵詞：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工人運動﹔幫口﹔幫會

近代中國革命與幫會、幫口組織有著密切的關系。關於中共領導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90多年來，學界已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鐵路工人中廣泛、長期存在的幫口組織，曾是中共在京漢路開展工運工作的一大障礙。這一問題，已引起部分學者的注意（如周建超的《秘密社會與中國民主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蔡少卿的《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王永璽的《淺析行幫、會黨與中國工會運動——也評六卷本〈中國工人運動史〉與此有關部份》（《工會理論與實踐》2000年第3期）、孔凡軍的《黨在創立時期對幫口和會黨的政策與策略》（《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張軍的《秘密社會與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求索》2005年第1期）、韓振國的《中國共產黨在工人運動中對幫會的利用與改造》（《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等均注意到中共與京漢鐵路工人中的幫口問題。），但學界並未對此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那麼，京漢鐵路工人中的幫口組織狀況是怎樣的？中共在發動和領導這次大罷工中如何破除幫口組織這一屏障？本文擬詳細解剖中共與京漢鐵路工人中的幫口問題，以期深化對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及中共早期工運政策的認識。

一、京漢鐵路工人幫口組織概況

幫口是晚清以來在城鎮中按地域關系結成的一種勞工互助集團、幫派，是同鄉會性質的地方主義組織。近代以來，戰爭頻繁、外敵入侵、軍閥割據及城市的興起等原因導致大批流民涌入城鎮，尋找就業和生活機會。據統計，1923年中國城鎮約有勞工500余萬人，其中近代產業工人約有200余萬人，鐵路工人約有11余萬人（徐協華：《鐵路勞工問題》，東方書局，1931年，第165頁。），大量產業工人的形成為幫口組織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條件。在近代工業集中的城鎮、交通要道等處，幫口組織廣泛存在，京漢鐵路亦然。

（一）地域來源

20世紀20年代初，京漢鐵路已有工人2萬余人。工人中幫口林立，大多以地緣祖籍來劃分派別。當時，京漢鐵路工人中主要有福建幫、湖北幫、江南幫、安徽幫、天津幫、山東幫等幫口組織。長辛店、鄭州及江岸車站是京漢鐵路的三個中心段，這三地均設有鐵路工廠，鐵路工人較為集中，幫口組織也較為復雜。

京漢鐵路幫口組織問題最為突出的是地處武漢的江岸車站。武漢位於東西南北要沖，素稱“九省通衢”。自1861年漢口被辟為對外通商口岸，武漢遂成為商品集散、加工、轉運的中心。至1920年，湖北產業工人已有近30萬人，多集中於武漢，武漢成為僅次於上海的工業城市（湖北省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武漢市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編：《工運史研究資料》第4輯，內部資料，1983年，第92頁。）。交通便利、工商業發達，使武漢成為著名的碼頭城市和移民城市。近代以來，武漢一帶幫會、幫口組織活動熾熱，“上至官府、下至裡弄，從工廠碼頭到攤販商店，從賭場戲院到澡堂妓院，無處不留下秘密結社活動的蹤跡”（皮明庥主編：《武漢通史·晚清卷》（下），武漢出版社，2006年，第158頁。）。工人中的江湖氣、行幫色彩非常濃厚，幫會、幫口之間的矛盾也錯綜復雜。在京漢路江岸車站，約有3000多名鐵路工人。這裡主要形成了福建幫、湖北幫和江南幫，幫與幫之間經常發生矛盾，甚至發生械斗（《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第1集，工人出版社，1983年，第109頁。）。

鄭州是因鐵路修建而擴展起來的城市。在鐵路未修建前，當時的鄭縣沒有現代工業，商業亦不發達。隨著京漢、隴海兩大鐵路的開通，鄭州成為中國兩大鐵路干線的樞紐和中原地區農產品集散、轉運及工業品轉運中心。由於工商業的發展，鄭州人口也大為增加，其中最先增加的是大量的鐵路工人。1906年京漢鐵路全線通車后，鄭州境內修建了鄭州機務修配廠、鄭州電務修理廠等幾個鐵路工廠，工人數量逐漸增多﹔到1919年，鄭州的京漢鐵路員工已有900余人。這些早期的鄭州鐵路工人多數來自外省。以1920年左右的京漢鐵路車務總處駐鄭州段為例，該段共有員工81人，其中除7人籍貫不明外，有65人來自外省，2人來自法國，來自河南的僅7人。（劉永麗：《論鄭州城市人口的變遷》，《二七》2012年第1期。）隨著隴海鐵路鄭州段的開通和豫豐紗廠在鄭州的興辦，鄭州火車站一帶逐漸繁榮，鐵路工人、家屬和紗廠工人等近3萬人將鄭州的面積和人口各擴充了1倍（趙富海：《百年鄭州大移民》，《二七》2011年第1期。）。鄭州車站的工人幫口組織地域來源較為復雜，這些來自各地的鐵路工人和紗廠工人結成了湖北幫、天津幫、上海幫、彰德幫、開封幫、朱仙鎮幫、鄭州幫以及汲縣同鄉會等幫口組織（王寶善主編：《鄭州工人運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頁。）。

京漢鐵路其他車站也同樣存在著幫口組織，但不如江岸、鄭州車站突出，主要是因為這些車站所在的城鎮近代工業不甚發達。如長辛店車站雖有3000多名鐵路工人，但幫口組織遠不如江岸車站突出。盡管如此，早期長辛店鐵路工人為斗爭需要，也曾以同鄉關系形成過一些幫口組織，如“定州派”“天津派”（《北方的紅星——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六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9頁。）。此外，還有德州幫、本地幫等（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第114頁。）。又如彰德車站，來自湖北、安徽、江蘇等地的工人較多，形成了湖北幫、安徽幫及江南幫等（陳素秀主編：《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史料匯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24頁。）。

京漢鐵路工人常按照相同或相近的地域來源聚居在火車站附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著來源地的生活習俗。以江岸車站的福建籍鐵路工人為例，他們大多居住在車站附近的“福建街”，房屋大多是福建式的小木屋或兩層的小木樓（鄭州大學政治歷史系：《“二七”大罷工斗爭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4頁。）。又如彰德車站，來自南方的鐵路工人居住在車站附近的“蠻子大院”（陳素秀主編：《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史料匯編》，第924頁。）。來自同一地域的鐵路工人聚居在一起，克服了南北地區因方言、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差異所帶來的困難和不適感，但也造成了南北方工人之間的隔閡和疏離。

由上可見，京漢鐵路工人中幫口林立，車站所在城鎮的工業越發達，幫口組織問題就越突出。京漢鐵路上的技術工人大多屬於外來人口，其來源地一般是近代工業較為發達的地區，如福建、湖北、天津、江浙等地。這種地域性工人群體的集聚增加了集體行動的可能與風險。

（二）幫口首領

地域幫口首領一般都是“有權有勢”的同鄉人，在京漢鐵路，則通常由一些技術好、威望高的工匠擔任（武漢市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編：《武漢工運史研究資料》第3輯，內部資料，1984年，第30頁。）。他們的生活標准、工作時間與一般政府機關中的中下級職員差不多，比普通工人好得多（《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8頁。）。一般來說，他們在工人中有很強的號召力。如湖北幫幫首楊德甫，湖北宜昌人，曾到日本留學。他在江岸車站因工齡長、手藝好、徒弟多而享有較高威望。福建幫首領林祥謙則以熱心助人而深受工人愛戴，“每遇同鄉同事有緩急之需，常典當衣物幫助人，濟困扶危，樂善好施。尤好為人打抱不平，每遇強暴凌辱窮苦人民，必挺身而出，仗義執言，雖花錢費力在所不計”。（《包惠僧回憶錄》，第115頁。）這些幫口首領在組織鐵路工人與路政當局作斗爭，維護工人權益等方面發揮著積極的領導作用。

幫口首領自身也帶有較多的落后性。他們的社會關系一般較為復雜，與政府、政黨及資本家等常有聯系，有些幫首甚至和其他秘密幫會組織也有密切聯系。如湖北幫首領楊德甫，曾是同盟會會員、湖北工團聯合會領導人，又先后加入過中共及國民黨。又如湖北幫另一首領周天元，曾是洪幫小頭目（《包惠僧回憶錄》，第405頁。）。因對同幫工人有較強的控制力，幫口首領很容易被各種政治勢力所利用。

（三）組織狀況及主要活動

幫口組織就其產生機制而言，是社會失控的產物。京漢鐵路幫口組織成員主要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和游民，包括技能工人、半技能工人、無技能工人等，他們大多是地位不高的弱勢群體。

各幫口組織通常有“會館”或“公所”作為活動場地，主要為同鄉人提供各種幫助——調解爭端，使同鄉人免受外人欺侮，幫助尋找工作等。如福建幫在江岸建有福建會館，二七慘案后福建籍遇難工人家屬曾到這裡尋求幫助（《京漢路工潮之漢口慘劇詳記》，《大公報》1923年2月12日。）。湖北人在鄭州車站設有湖北會館，當時的鄭州鐵路扶輪小學就設在此處（多化良：《鐵路職工夜校的時代囧響》，《二七》2013年第1期。）。

工人們加入幫口組織主要是為了互濟互助和自衛抗暴。當時，工人獲得工作機會，大多依靠同鄉或親戚的介紹，“凡某鄉人數在某區某業中佔有地位后，往往會盡力吸引同鄉鄰裡或親戚故舊，前往工作”（何德明：《中國勞工問題》，商務印書館，1938年，第210頁。）。例如，最早到達江岸車站的鐵路工人中有一批是來自福建馬尾造船廠的（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編：《中國鐵路工人運動史大事記（1881—1949）》，內部資料，1988年，第16頁。），在他們的介紹下，京漢鐵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漸增多，並形成了福建幫。福建幫幫首林祥謙就曾在馬尾船廠當鉗工，后通過在京漢路工作的妹夫周連城和幾位同鄉的介紹，林祥謙及其父親、弟弟先后來到京漢鐵路工作（中共福建省委黨史資料征委會、福建省民政廳編：《福建革命烈士傳》（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頁。）。這種通過同鄉或血緣關系獲得工作的方式，助長了地域幫口組織的形成及工種、行業的地域性壟斷。幫口組織使這些背井離鄉的工人在經歷了生存環境的急劇變化之后，能夠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親切感。然而，幫口組織畢竟是狹隘的地域利益集團，工人在同幫之間尚能講義氣、互相幫助，但當幫口或個人利益受到別幫侵犯或威脅時，幫口之間就會發生糾紛，甚至械斗。整體來看，幫口組織不利於工人階級的團結。

幫口組織成員眾多，是一支巨大的社會勢力，常成為各個政治派別或利益團體拉攏利用的對象。因此，中國的工人運動常常帶有政治色彩。美國人赫奇斯在當時即注意到這一獨特現象：“惟今日中國之勞動運動，與西方有一不同之點，即其中含有政治性質是也。美國之勞動界，除國際工黨外，其他勞動風潮，純粹為經濟性質，為勞資間之一種問題。中國則容易牽涉政治問題，即如京漢鐵路罷工，即帶有政治色彩者。”（《美人論中國鐵路工潮》，《申報》1922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