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京漢鐵路工人幫口組織的利用和改造【5】

五、余論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參與人數之多、規模之大、行動之統一、反抗之堅決、影響之深遠，在中國工運史上是罕見的，是中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可以說，這場大罷工既是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一次展示，也是對中共創建初期改造、利用幫口組織政策和策略的一種檢驗。中共通過利用與改造幫口首領、教化和發動工人群眾等策略和方式，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幫口組織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也使工人群體日益覺悟，逐漸克服了幫口觀念，增強了團結，各幫口組織才得以摒棄前嫌，聯合起來共同罷工，形成了轟轟烈烈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其他鐵路和行業的工人及國內外各社會團體也相繼拋開幫口、行業等界限，攜起手來，共同支援和響應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參見《二七革命斗爭史》，第116—145頁。），反對北洋政府的野蠻鎮壓，全國掀起了“打倒軍閥”的浪潮。

中共對幫口組織的利用與改造，既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革命事業的發展，也帶來了某些消極影響。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裴宜理所說：“地緣政治是一柄雙刃劍，既為集體行動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又是一種人為的壁壘。”（〔美〕裴宜理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第32頁。）幫口組織畢竟是一種落后的團體，存在諸多嚴重的弱點。幫口組織的主要成分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和游民，這些人群的出現與近代中國病態社會頗有關聯﹔僅就群體特征而言，特殊的社會環境賦予他們一種特殊的社會性格——既勇於斗爭，又帶有嚴重的盲目性、破壞性。這種社會性格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幫口組織身上，往往在革命危急關頭暴露無遺，使困難局面雪上加霜。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失敗就展現出中共創建初期對幫口組織落后性的認識不足，以及相關策略上的缺陷。

其一，對於幫口首領，重利用輕改造。中共在改造和利用各幫首領的過程中，注重充分發揮其發動和號召工人的作用，這樣做有利於迅速組建工會組織，但也忽視了幫口首領，尤其是其中的中共黨員身上存在的流民、流氓習氣，沒有對其進行有效的思想教育和紀律約束。對於這一問題，陳獨秀在中共三大報告中指出：“首先我們忽略了黨員的教育工作。我們遇到的許多困難，都可以歸咎於這一點。”（《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171頁。）大罷工失敗后，一些幫口首領身為中共黨員卻在革命危難關頭背叛了工人和黨。例如楊德甫、張連光等人的背叛行為，給中共的工運工作帶來了諸多困難（參見《包惠僧回憶錄》，第123、360、399—406頁。）。

其二，幫口組織帶有濃厚的暴力傾向，中共對這種現象沒有及時地加以制止或糾正。京漢鐵路各幫工人之間常因利益之爭而發生械斗，然而工人中的這種“尚武”傾向並未引起中共的重視，各地工會在領導工人斗爭時也常帶有這種傾向。在京漢路各工會創立過程中，工會在領導工人與工頭作斗爭時，大多實行的是“武斗”方案。如長辛店工人通過“武斗”將謝德清、鄧長榮等多名工頭驅逐出廠（參見鐵道部鄭州鐵路局政治部編：《二七罷工斗爭史話》，河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86—91頁﹔《北方的紅星》，第84—91頁。）。這種“武斗”方案不僅助長了工人中的盲動性，而且導致樹敵太多。例如，1923年2月7日晨，軍警逮捕了11名長辛店工人，“工人當即麇集二千余人，因與該軍隊發生激斗”，“工人均系赤手相搏，出入槍林彈雨之中，毫無退志，結果，擊斃工人一名，重傷工人二十余名，輕傷工人三十余名，捕拿工人三十余名”（《京漢路罷工中之慘劇》，《晨報》1923年2月8日。）。工人的英勇反抗雖然精神可嘉，但不能不說這種斗爭方式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且缺乏策略性的應對措施，付出了較大的代價。曾被工會武力驅逐的工頭們也在大罷工中公然破壞工人罷工。如曾被鄭州工人俱樂部開除的工頭唐廷璽，“自請報效，但求復職，現唐已實行服務矣。故鄭縣開工一事獨早”（《京漢路工潮有漸平之趨勢》，《晨報》1923年2月15日。部分被工會開除的工頭，在大罷工期間曾被京漢鐵路局加以利用，訓練新工，以代替工人上工《“二七”大罷工斗爭史》，第37頁。）。

其三，中共的宣傳工作也存在一些問題。在改造幫口組織、爭取工人的過程中，中共較注重經濟利益方面的宣傳，而忽視了對工人的政治教育，以至於在工人中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現象：“感興趣的主要是改善生活條件，對政治不太關心。”（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213頁。）因無長遠目標，所以一旦遇挫，工人中的幫口觀念很容易死灰復燃。例如鄭州車站，大罷工失敗后，在站長的挑唆下，北方人強烈反對南方人，導致28位南方人被解雇，這些工人失業后處境異常艱難（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06—207頁。）。這種內訌，使本已遭受重大損失的工人群體更加困苦不堪。此外，“工會工作並沒有在共產黨的旗幟下進行”，工人們接受的只是中共對工會的宣傳而非共產黨本身，共產黨人成了工人們爭取利益的助手（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44頁。）。中共在大罷工失敗后也進一步認識到：“我們的組織是空虛的，宣傳更缺乏，所以一被軍閥壓迫，馬上就瓦解了。”（《宣傳問題決議案》，《中國工運史料》1958年第4期。）

 以上這些問題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游民階層的社會特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共創建初期幫口政策、策略的缺點與不足。工人中的幫口問題，是近代中國畸形社會的產物，也是中共所面臨的一個艱巨、復雜的革命問題。在發動、領導京漢鐵路工人運動的過程中，年幼的中共對於如何對待幫口組織，採取什麼策略，如何利用和改造這支巨大的社會勢力，使之轉化為革命力量等進行了初步探索和嘗試。雖然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以失敗而告終，但它為以后的革命工作積累了改造和利用幫口、幫會組織的經驗和教訓。

 （*本文是2014年度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社會史視域中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2014BLS003）的階段性成果。本文作者周口師范學院講師、蘇州大學社會學院2013級博士研究生 周口46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