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2】

当时埋头编辑《向导》周刊的蔡和森也不满意陈这种言论。不过中共中央的会议这时是大大减少了，不能遇事都提出会议讨论；尤其是陈先生所写的文章，蔡纵然有不同意的地方，也无法加以讨论，只有仍然按时发表出来。我虽是饱尝罢工失败苦味的人，也不以陈的言论为然；我常向他表示，不可因工人弱点的暴露，就失去我们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但我们这种不同的看法，终未得着详细研讨的机会；因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齐爆发出来了。

1923年5月间，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他携有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一个特别训令。根据这训令，他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接纳了他的要求，立即筹备大会的举行。

我当时为了解决各地工会的一些紧急问题，到北京等地去了。在我返回上海的时候，马林己赴广州，中共中央的人员也正在陆续前往。我于6月初赶到广州，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体均已就绪。

为了第三次大会的举行，中共中央临时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房子。我们中央的职员和各代表都寄居在那里；大会也就以那里为会场。马林住在附近一幢较为华丽的房子里。瞿秋白、张太雷和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来，马林准备在广州作久居之计，他房子里的布置美轮美奂，有点像共产国际大使的气概。

我们的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受任何干涉的；这与前两次大会偷偷摸摸的在上海举行的情景显然不同。我到达后首先在马林的住宅里看到了共产国际那个著名的训令。它已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包括下列各要点：一、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当前的中心任务；二、中国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以期实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治批评的自由；四、职工运动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积极促进其发展。

我看完这个很短的文件后，马林即向我说明，他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曾组织一个由布哈林任主席的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这个重要文件就是这委员会根据他的报告草定的。他向我解释这训令的主要内含，是根据“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这个主要论断，所有的共产党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最主要之点。此外，所谓组织独立与政治批评自由则不可过于强调；因为这一点在训令中只是附属性质；否则就会有损于国共合作。至于职工运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也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党员应该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俾能接受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共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一些阶级教育。

我当即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解释，认为依照他的解释，那是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马林对于我的反对意见立即发生强烈反应。他隐瞒着在莫斯科的讨论经过，不提在莫斯科已有过的争论。他在中国工作已有两年，自以为已有足够的权威来实施高压手段。他认为反对他的解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训令。这样，我与马林之间，就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在大会举行以前就在热烈地进行着；为了寻求相互间的谅解，曾使大会推延了一个多星期。争论的主要之点大致如下：

第一，我声言赞成国民革命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在事实上，当职工运动遭受二七罢工的失败后，中国反帝运动的怒潮正在激荡之中。1923年3月间，曾发生收回旅大日本租借地的反日运动。4月间，津浦路临城土匪劫车，一些外国旅客被掳，外人盛倡共管中国铁路的论调，曾激起反帝国主义乘机侵略的运动。5月初，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残杀中国人的事件，又激起了各地反日抵货运动。凡此一切，都是明证。我相信，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有其急切的需要，并能形成广大的革命势力。

我进而声称，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这即是说，除国民革命外，还有阶级斗争。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职工运动，现虽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但仍有其本身的阶级斗争的任务。

马林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他认为国民革命既是中心任务，就几乎包括一切，事实上也能包括一切，剩下的只有中共的阶级教育。如果在国民革命之外，再强调阶级斗争，无异就是放松国民革命。

第二，马林声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脆弱的。他讥笑我“你的职工运动哪里去了？早被吴佩孚几条枪杆子打垮了！”他断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他讥笑，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去做点实际的国民革命的工作，中共的存在不特是没有意义，反会在国民革命中成了唱高调的破坏者。

马林这种论调使我大为愤怒。我指控他的论点违反共产国际历次的决议。我声言，中共的成长与发展是值得骄傲和满意的。它现在虽遭受打击，但将很快的爬起来，它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它经过较长期的艰苦奋斗，终将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更彻底的胜利。

第三，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比印尼的回教联盟要高明得多。他盛赞孙中山先生及其左右的得力助手，认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很强，而且其中有些还是深通马克思主义的人。三民主义是完全可以接纳的，国民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优秀的革命分子多在国民党内；即工人阶级中的优秀者，也大多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中共加入国民党，用不着提出什么按民主方式改组国民党等条件，中共党员应该老老实实到那里去学习民族自觉。

马林这种对国民党的过高的估计，曾遇到陈独秀先生的反对，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点。我便指出马林只看见国民党的光明面，没有看见它的黑暗面。我依据1920年我参加上海中华工业协会工作的经验，指出国民党分子流品复杂，缺乏组织和纪律，并说国民党如不认真改组，大量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也是不能有所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