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5】

后来，在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国际还以“天子圣明”的态度，强调这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正确；并诬指一切错误都出于中共执行之不当。许多记载往往说共产国际主张中共采取加入国民党，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使国民革命获得最后的胜利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只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在执行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时，放弃了领导权的夺取，才使中国革命归于失败。同时也批评我初期反对这政策的主张，是不愿去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犯了左倾的错误。其实，当时所讨论的，是中共应否保持独立的问题，根本没有讨论到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在这里，恕我要批评瞿秋白几句，他有点舞文弄墨的积习，在那次大会中他极力为马林的主张找理论根据，因而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目的是反封建、阶级分化不明显等等。瞿氏这种议论发展下去，可能比马林还要右倾，即是说中共根本无存在的基础。可是他在后来继陈独秀而领导中共时，再也不提他过去有过的主张，断章取义地说他人都错了，都是机会主义，只有他自己正确，即是他主张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其实“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两个政党（例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互相竞争，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说得通的。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先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作为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先声，这种对盟友的手段在道义上是说不通的。怪不得当时汪精卫就曾说过，这是孙悟空对付猪精的办法。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指导，事实上是很混乱的。首先是莫斯科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那些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只知“国民革命的重要”和“革命势力必须集中”这两个空泛的原则，不顾国共两党的实情，硬要将它们混合为一。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决议，还强调中共的独立性，但后来似受着越飞、马林等人的影响，它的四月训令显然改变了方向，认为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是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独立性却成为次要的。换句话说，共产国际的四月训令是中共趋向右倾的起点。

马林个人的见解比共产国际的训令还要右些。他那时想以撮合国共两党合作的要人身份，在广州长住下来，要求中共中央移设在广州，以便将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立即付诸实施。可是他不够幸运，遇着了重要的障碍。国民党方面对他的主张似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最感兴趣的，只是获得苏俄的实际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点，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是当前的急务。陈独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马林的主张，他坚持中共中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愿羁留在广州为国民党的附属品；这也不是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马林的主张虽大体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接受，但却从未实现过。在我看来，即使实现了，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国民党一般老党员多具有门户之见，他们对党内的后起者也往往抱有轻视的观念，即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完全放弃原有的共产色彩，循规蹈矩的为国民党工作，也不免要被视为是身家不清白的异端，哪里会允许他们在国民党内自由活动？而且一般共产党员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还是原具有国民党籍而转加入中共的。当他们过去在国民党时，多对国民党的成规表示不满，现在这些中共党员又都加入到国民党去，哪里会做安分守己的“小媳妇”？因此，我们很有理由说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观的幻想。

陈独秀先生的立场不仅与马林保持相当距离，他还始终怀疑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主要政策的正确性。共产国际指责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的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以为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增加中共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党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视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在第三次大会时，我们虽然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这都意味着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在那段时期中，毛泽东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

但是中共中央所实行的政策，是国共“混合”，而不是国共“联合”；我们的主张被搁置了起来，如果当时中共坚持国共联合，相信是会得到孙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来，如果实行国共联合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国共间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与权势。如果发展得好的话，还可以形成政党的多党的民主制度，这样，也许中国的现代史就会换一种写法了。

（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