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3】

第四，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个实际问题，是我们争论得最激烈的部分。我指出：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就是说，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言，那还有什么中共的独立呢？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些共产党人都涌进到国民党里去，要求分派一项实际工作，他们会说“这些身家不清白的人是来干什么的?是帮闲，是小偷，还是抢劫？”至少会被人认为是来挤掉那些老国民党员的地位。这样，名为国共合作，事势的演变，将是国共交恶。

我认为，国共两个不同的政党为了同一的国民革命，应更加紧联合起来，须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实际工作；但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否则，训令中所谓“保留组织独立”的话，就毫无意义了。但我这个看法又是马林所不能接受的。

第五，关于中共保留对国民党政治批评自由一点，马林表示中共党员应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对国民党的措施作必要的批评。如果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国民党进行批评，那就要是富于建设性的才行。我则表示中共党员为了国共间良好的合作，自然不能任意批评，尤其要避免不必要的指责和攻击。但一个共产党员经常要保持他那共产党人的面目，在国民党外固应如此，即在国民党内工作，也不可随声附和，丧失他共产党人的原来面目。至于中共中央及其各级领导机关，在政治批评方面不应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和有所顾虑。这一点双方意见出入虽然不大，但马林仍旧是不满意的。

第六，关于职工运动，我坚持它是中共所领导的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领导各地工会积极参加国民革命；但不能领导其成为国民党的职工运动。中共将在工人群众中大量吸收党员，发展中共的组织；一部分加入了中共的工人可以参加国民党，但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因为这样，将使独立的职工运动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职工运动。马林在这点上又坚决反对我的意见。他认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左翼。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我指斥他的主张是将“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硬要将中共已经领导起来的职工运动奉送给不一定愿意接受的国民党。

从上述的这些争论之点看来，我与马林确是站在两个针锋相对的，不同的政治立场上。马林指斥我仍保留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左倾思想，轻视国民革命，反对加入国民党这一基本政策。我则指斥他犯了右倾取消主义的错误，企图取消中共的独立，使之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左翼；这不仅忽视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也有害于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

马林无法获得我的谅解，便使用压力。他坚称他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追问我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我向他声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训令，是可以提出它自己的反对意见的；即我一个中央委员，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希望他能将我的意见报告共产国际。但现在主要之点是：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却反对他这种歪曲的解释。我将“共产国际”和“马林”分开来的说法，使他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

在这次争论之中，瞿秋白和张太雷两个是支持马林的。他们在代表中展开活动，宣传马林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宜违抗这训令。瞿秋白还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是封建制度的统治，因而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这也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主要内含。我不同意瞿秋白这种说法，也与他展开争论。我认为中国主要受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制度已在没落之中，阶级分化日渐显明，因而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含是反帝国主义，但对内而言，除反封建外，则有工人阶级反中外资产阶级的主要因素在内。

陈独秀先生对于这种纷争觉得苦恼而左右为难。他大体上采取了李大钊先生在西湖会议中的调和立场；但他保持着作最后裁定的家长姿态。他从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职工运动经过二七罢工的失败，一时不易复振，这也证明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因而国民革命应由力量较雄厚的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只是其中的左翼。他不愿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也不相信马林会歪曲共产国际的训令；他也支持瞿秋白那种中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为主要内含的说法。但他也觉得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不能混为一谈，不同意马林对于国民党那种过高的估计。他还以多数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工作后，将引起两党间许多纠纷为忧；因而他主张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只对马的解释作些轻微的修正。

经过互相协商互相让步的结果，我们间意见的距离虽然缩短了一些，但主要之点还是无法弥缝。陈独秀先生提议：西湖会议只决定，少数个别共产党员根据中央的决定参加国民党；这次大会应进而决定，全体党员均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但一部分共产党员可不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尤其是负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同志，不应兼任国民党的职务，以免混淆中共的独立面目。同时，为了加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影响起见，中共应帮助国民党增加工农党员，发展其在工农群众中的组织。马林对于陈先生的这种意见表示赞成。但我则表示只同意陈先生建议的前一部分，不同意他的后一部分。这样，这个案子就只有待第三次大会作最后的解决了。

这项争论成为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题。大会于6月中旬举行，共有17位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代表党员约四百余人。大会开幕后，首先由陈独秀先生作报告。他的报告内容，是中共中央一年来工作的经过和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演变。他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其后的种种情况，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

在讨论陈独秀先生这个报告的时候，激烈的辩论便正式展开了。我在上面所述的具体的分歧点都一一被提出来了。支持陈独秀先生发言的主要是瞿秋白，他不承认中国有显明的阶级分化，他认为反帝反封建都是全民性质的，无产阶级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陈、瞿当时这种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论调，引起了不少代表们的不满。

我和蔡和森、毛泽东是反对陈、瞿这种论调的主要发言者。我的发言是概括性的。我说明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虽不多，但精干而有团结，必将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我强调中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职工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独立运动，中共在现阶段中虽以国民革命为其奋斗的主要目标，但不能因此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共——成为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左翼。蔡和森的发言是陈述中共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的重要性。他引证共产国际已有的决议；不能因加入国民党，就牺牲这些原则性的立场。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