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3年3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中共中央是在度着二七罢工失败后一段悲惨的日子。

中共中央机构更严密的匿居在上海地下；陈独秀先生匿居的地址连我都不知道。我与他第一次的会晤，是经由他的秘书安排时间和地点的。他告诉我：马林于两星期前赶回莫斯科去了。他还说马林认为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二七”失败，一时不易恢复。他向我表示，我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与中共原有的决定都相符合，现在正须据此来解决二七罢工的善后问题，至于国共合作问题，等马林回来后，那时正应举行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再行讨论不迟。

这时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家里，我曾到孙家去拜访他，告诉他莫斯科之行的经过。我们谈完后，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我本来认识的孙洪伊一谈。这原不过是一趟应酬的访问，不料结果竟由此断绝了我们与直系军阀的来往。因为那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

我们和孙洪伊一阵寒喧之后，孙首先向我解释说：2月7日汉口的事情，实在出于误会。这是因为有人向吴佩孚挑拨，指各地工会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有关；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是在广州举行的。再则共产党公开宣扬联孙倒吴，加以交通系梁士诒等又乘机离间。由于这种种原因，吴佩孚才有这次压迫工会的举动，其实摧毁工会并非吴的本意。我一听之下，大为愤怒，说道“军阀凭枪杆子蛮不讲理的随便杀人，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二七事件更是事先毫无警告的阴谋袭击的屠杀行为。这种昭昭罪行，是不能以‘误会’二字来掩饰的……”我这斩钉削铁的回答，使这次的晤谈迅即结束。

这样一来，李大钊先生觉得他住在孙家，易于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接触的误会，因而不两天他就搬离了孙家，以示决绝。几天后，他旋又接到北京朋友们的来信，告以他在北京不会有被捕的危险，他便悄然回到北大图书馆去了。

这年1月间，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国了。他由北京来到上海，是中共重要人物中唯一能公开活动的人。他以记者身份回来，共产色彩尚未表露出来。他的肺病那时似乎停止了发展；满腔热忱，很想一显身手。他爱好文学，住在闸北区，屋内布置得也很像一位作家的书屋；出入于他那里的也多是一些青年作家。他与国民党的老作家于右任过往颇密。他们计议创办上海大学，由于右任任校长，他任教务主任。不久这所大学终于成立了，成为一所有名的革命青年训练所。当时，中共因职工运动遭受挫折，对瞿秋白的这种活动多方予以赞助，认为这是别开生面的文化活动，而且能与国民党的名流们建立较广泛的关系。

这失败的苦味是罄竹难书的。有些国民党人物讥讽我们，打击我们；他们讥笑我们对吴佩孚存有幻想，指斥我们对吴佩孚政策的不当，因而使工人们身受其害。有些国民党的职工运动工作者，更想乘机夺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阵地。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反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

一部分国民党人的这种活动，还得着湖南劳工会王光辉等人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响应。他们大多不满意中共在职工运动中的气焰，因而组成一个反中共职工运动的联合战线。他们标榜工会应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不应与政党发生关系，尤其不应受中共的利用。他们提出“穿长褂子的共产党人滚出工会去”的口号，并向工人宣传“二七罢工失败是中共领导的错误”、“工人们应向中共要求赔偿损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们这种宣传的影响，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甚至有些素来同情中共，因罢工而失业的工人领袖们对中共也表示怀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们因为你的领导而罢工，现在失业了，要请你负责。

还有少数人向我说：听说你去莫斯科为我们募集了大量救济我们的卢布，为何不发给我们？幸好多数的工人领袖们还是信任我们的，因而这种挑拨并未造成严重的纠纷。

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共的内部。陈独秀先生就不止一次说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带有流氓无产阶级的色彩。他说：当职工运动进行顺利的时候，这些工人都是可爱的英雄；但一遭挫折，便原形毕露出来。邓中夏对陈独秀先生的这种态度大为不满，在他后来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倾向，指他“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