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大革命失败原因研究述评【2】

二、关于个人因素与大革命失败

1．关于陈独秀的错误。

早在1979年，向青就提出了突破性的观点，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是多方面的，从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陈独秀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但是错误的根源是共产国际，陈独秀的错误在于执行而不是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共产国际应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参见向青：《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6期。)向青对陈独秀研究的突破在20世纪80年代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1988年，唐宝林撰文指出，关于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党史界有两种观点：一是陈独秀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二是陈独秀执行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他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但是共产国际毕竟是外因，陈独秀是内因，陈独秀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过程中有着宽阔的空间，在实践中也会造成不同的结果。文章总体上认为陈独秀应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参见唐宝林：《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直至本世纪初仍有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如解生权、项福库指出，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对中国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宝贵的援助，但是共产国际的右倾思想贯穿大革命的始终，导致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以及失去武装暴动的机会，最终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参见解生权、项福库：《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对中国大革命之影响》，《重庆社会科学》2000年第9期。)而同样是在1988年，杨云若、杨奎松提出了介于向青和唐宝林二者之间的观点，认为共产国际在指导大革命后期确实存在右倾错误，但这种错误并不影响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评判，陈独秀的错误在于他提出的“二次革命论”成为他“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各有错误，但二者又有重大区别。(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本世纪初，有学者依据最新档案资料对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错误展开了全面分析。如杨奎松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观点，指出陈独秀并不是在大革命中一味地对国民党妥协，而是中共党内强硬派的代表，陈独秀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事件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极力劝说下才出现的，结论是“右倾投降主义”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政治责任不应该由陈独秀来承担。(参见杨奎松：《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吗》，《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6页。)随后唐宝林又撰文提出了与1988年完全不同的观点，对陈独秀的评价与杨奎松一致，这反映出档案资料的解密给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研究带来的总体变化。(参见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在此基础上，苏杭指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不是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以前加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应该摘掉。(参见苏杭：《谁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刘琦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责任，但是承担责任和应负历史责任是有区别的，共产国际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历史责任。(参见刘琦：《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应负的历史责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其他学者的研究没有超出上述观点。如姚金果指出，陈独秀对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的让步是第三次让步，让步的结果是蒋介石控制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党政大权，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伏笔。这是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之一。(参见姚金果：《陈独秀第三次大让步之辨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第8期。)张北根指出，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时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参见张北根：《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对策》，《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陈亚杰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主持了对国民党右派的几次重大斗争，说明陈独秀并不是一味地对国民党妥协退让。(参见陈亚杰：《陈独秀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何妍认为，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而非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才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参见何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述评》，《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目前学术界已基本改变了把大革命失败责任主要归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说法，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陈独秀推动国共合作、领导上海工人起义，反对国民党右派、探索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贡献都作了肯定的叙述。(参见石仲泉：《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编修》，《百年潮》2002年第10期。)也有一些学者如郭德宏认为，这并不意味着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没有错误，不过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或投降主义错误，“而是教条主义，执行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探寻历史的真相--郭德宏史论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2．关于鲍罗廷的理论错误。阮元九认为，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过高估计敌对力量，是对敌投降的一种逃跑主义理论。共产国际支持“西北学说”，迫使中共中央接受，导致武汉政府放弃东征讨伐蒋介石而继续北伐，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参见阮元九：《“西北学说”与大革命的失败》，《云梦学刊》2000年第6期。)张留见认为，鲍罗廷掌握对国民党军援的数量和方向，在国共两党之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鲍罗廷一直支持国民党压制共产党，因此鲍罗廷的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参见张留见：《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张留见：《鲍罗廷与整理党务案》，《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6期。)王建据此分析鲍罗廷的思想动因，指出中山舰事件爆发后,鲍罗廷从苏联利益出发执意执行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政策，正是鲍罗廷的这种思想动机才导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参见王建：《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的思想动机述论》，《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还有人提出，鲍罗廷不应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决定因素，鲍罗廷对中共在大革命中的各项决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鲍罗廷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只是出于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才诿过中共中央，实际上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参见吴明刚：《鲍罗廷在中国大革命中的历史功过评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1期。)

3．关于罗易的泄密失误。曾有人认为罗易向汪精卫泄露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导致汪精卫叛变革命，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谭晓辉提出相反的观点，指出在罗易泄密之前，汪精卫已同蒋介石达成谅解，叛变革命只是时间的问题，罗易泄密给汪精卫，正好为汪精卫提供一个推卸责任的借口。(参见谭晓辉：《罗易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新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刘建美指出，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五月指示”没有实际意义，罗易私自泄密给汪精卫确实是一个失误，但也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的，罗易是否泄露“五月指示”都不影响汪精卫叛变革命。(参见刘建美：《罗易与中国大革命》，《百年潮》2004年第1期。)

4．关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判断。有人提出，斯大林判断失误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大革命中斯大林过于看重国民党的力量，先是看重蒋介石，后是看重汪精卫，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斯大林指示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五月指示”，幻想国民党的汪精卫起来能挽救革命，结果汪精卫以此为借口叛变革命，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参见刊辑：《斯大林的退让“策略”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党史文苑》1999年第2期。)

5．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局限。李法杰提出，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局限性，为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孙中山实施党内合作的局限性直接决定了大革命失败的结局；孙中山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失误为大革命的失败留下了隐患。(参见李法杰：《孙中山的局限性和失误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笔者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个人因素来总结可以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但单就敌我力量对比来分析就不是个人因素能够左右的，个人也脱离不了当时环境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个人局限性同时也是时代局限性。从个人因素角度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容易偏于强调造成大革命失败的偶然因素，可能会因此忽视造成大革命失败的必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