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大革命失败原因研究述评【5】

五、关于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失败

1．党内合作形式完全错误说。熊玉文认为，党内合作符合苏联和孙中山的利益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受到忽视，党内合作方式在使共产党丧失领导权的同时，容易加深国共两党的矛盾，加速了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参见熊玉文：《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的结局》，《民国档案》2001年第2期。)苗体君、窦春芳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党内合作方式是为其推行东方战略服务的，国共两党内部开始都反对国共合作政策。共产国际支持国民党，而共产党受到共产国际约束和国民党严格限制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参见苗体君、窦春芳：《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徐霞等从国民党阶级性质来分析大革命，认为国民党在统一战线内部夺取了领导权，但是阶级属性又决定国民党不能完成打倒军阀的历史任务，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只讲联合不讲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决策的自主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参见徐霞、李丹：《从统战理论视角看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理论界》2004年第4期。)谭晓辉从政党理论视角指出，国民党作为政党组织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形式。因为共产国际认同这种形式就不能区分资产阶级的性质和本质，共产国际要维持统一战线就会导致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右倾错误，统一战线行将破裂时，共产国际又提出打击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是“左”倾错误。(参见谭晓辉：《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右、“左”倾错误同源论》，《江汉论坛》2004年第6期。)曾勇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一次特殊的政党合作，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国共两党的合作缺乏稳固的合作基础，没有采取恰当的合作方式，没有明朗的前景，是导致合作破裂的重要因素。(参见曾勇：《从政党政治角度看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必然性》，《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王奇生从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相互竞争性入手，详细考察了党内合作形式给国共合作带来的困扰，论证了合作破裂的必然性。(参见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93页。)

2．党内合作形式部分错误说。白涛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方式既是大革命运动高涨的原因，又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党内合作，就不会有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进行，但是党内合作方式使共产党失去了领导权，在合作破裂后共产党处于被动局面。(参见白涛：《对“党内合作”形式的再认识》，《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唐正芒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有其必要性，因此共产国际提出国共合作是对的。在孙中山拒绝党外合作的前提下，实行党内合作是唯一的选择。但是随着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以及北伐战争的进行，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而共产国际压制共产党追求自主的要求，造成大革命的失败。(参见唐正芒：《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退出国民党”主张新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

3．党内合作方式无误说。钱凡指出，陈独秀是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用党内纪律实现全党对党内合作方式的接受的，同时陈独秀又认为共产党力量比较弱小，没有认识到发动工农群众力量的威力，正是这种矛盾的认识和态度，使陈独秀不能充分利用党内合作的方式去争取领导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参见钱凡：《陈独秀对“党内合作”的态度变化论析》，《理论探讨》2000年第5期。)还有学者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角度来进行分析，如刘海霞、徐世杰针对大革命期间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说法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这段时期党内生活尽管存在严重缺陷，但总体上党内民主生活是正常的，并没有受到党内合作方式的影响。(参见刘海霞、徐世杰：《大革命失败前党内民主生活论析》，《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

笔者认为，完全否定党内合作方式的观点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国民党二大上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占出席代表的一半以上，共产党“反客为主”掌握党权，共产国际甚至认为把国民党变成“人民政党”和“工农政党”只是时间问题。(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4-95页。)这说明党内合作形式也曾一度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获得相当的政治优势，因此不能完全否定党内合作的形式。

六、研究中尚待加强之处

综上，十余年来，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研究涌现出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但是，全面而深刻地研究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还需要学界继续努力。如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失败中的责任问题，大多认为是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而对这种错误的根源的分析研究较为薄弱。对于共产国际顾问的错误论述较多，大多认为共产国际顾问偏重于国民党，拒绝共产党的正确建议，但实际上从国民党二大到二届三中全会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派的打压力度是比较大的。有人认为党内合作方式束缚了共产党的自主权，这种说法忽视了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成逆转之势”，“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的事实。实际上，大革命失败是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为标志的，这是近代中国军阀政治历史逻辑演绎的结果。毛泽东对中国军阀政治存在的根源进行过理论分析，指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但学界少有人从军阀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而国民党派系势力在大革命期间的此消彼长与国共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大革命的失败离不开帝国主义对革命阵营的分化瓦解，但是还没有人对分化问题进行过梳理和分析。大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对革命阵营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而从工农运动视角对大革命失败原因进行分析较为薄弱。这些都是今后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地方。〔郑国瑞：武汉大学博士后、许昌学院副教授，河南许昌〕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维度研究（11YJC710080）”阶段性成果］

原载：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