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卡特时期的中美外交博弈【2】

二、建交初期的外交协调

中美建交的同时，中国周边却酝酿着新的风暴。一方面，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继续保持军事压力，并积极支持越南推行亚安体系，加紧向东南亚渗透扩张；另一方面，在加紧拼凑印支联邦的同时，越南和苏联的关系在进一步靠拢。9月，苏联向越南转让大量军事装备；11月，苏越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中国周边安全面临严峻形势。

（一）邓小平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基本判断

对东南亚一些国家逐渐升级的反华行为和苏越“渐行渐近”的战略态势，邓小平保持高度警惕。他强调，要警惕霸权主义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扩张活动，要密切注意这一事态的发展。在继承毛泽东“一条线”（指20世纪70年代中国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提出从东边起，日本、中国、欧洲、美国，加上同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各国，联合努力，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思想--作者注）思想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要搞经济建设，就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要维护这样一个环境，就需要抑制霸权主义在本地区的扩张；要抑制霸权主义，就需要站在地区和全球角度。具体到外交策略上，就需要调整同美国、日本、西欧及广大第三世界间的外交关系。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出访美国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邓小平访美

1979年邓小平访美，是中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之所以重要，在于邓小平同卡特之间举行的三次“极其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 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1月31日。)

在会谈中，邓小平表示：就中国来说，我们不希望打仗。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和平环境。(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76页。)卡特表示赞成美中加强合作，在一些麻烦地区协调行动。谈及苏联影响扩大问题时，邓小平提出重要的是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就是说，中、美、日、西欧以及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破坏苏联的战略计划。谈及中南半岛形势时，邓小平表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对苏联的这种战略部署，如不加以破坏，就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并说一些国家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由来已久，从战略全局考虑，有必要对这种狂妄野心给以教训。卡特表示，美国不是怕苏联，而是希望把苏联和越南孤立起来，不要因为采取军事行动而使它们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邓小平表示中国将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考虑。但卡特得到的印象是：决定已经作出。(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第81-82页。)

邓小平访美期间同卡特的三次会谈，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围绕反对霸权主义扩张进行了初步的外交协调。无疑，这一协调会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从原先设想的仅是礼仪性的外交访问，变成为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 (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第84页。)

（三）对越自卫反击战后的中美外交及大三角博弈

邓小平访美之后，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中美苏三国随之展开了一轮复杂的外交博弈。

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卡特政府一方面谴责越南侵入柬埔寨，另一方面谴责中国对越还击，要求中越“双撤军”；并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东南亚形势，压制苏越；而且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同苏联保持克制联系起来，提出“美国政府也准备采取类似克制的态度”，暗示苏联“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同苏联必须保持克制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苏联不保持克制，美国也会采取相应措施。

美方的态度，令苏联大为恼怒。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卡特，责问：邓小平访美两星期之后，中国就向苏联的一个盟国发起了军事进攻，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 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第85页。 )但卡特不为所动，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中表示，如果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重新估价其在远东的安全地位，并在军事上作出反应”( 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22页。)。但同时，他又对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说：美国同中国之间没有签署任何秘密协定，美国事先并不知道中国要进攻越南。他要求中国在进攻后尽快撤军，并强调超级大国要保持克制。 (参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480页。)

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原定于2月下旬访华，鉴于国际社会对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关注程度，美国内有人提出应取消此次访问，以示美国不赞成中国的行动。卡特政府则认为，如果取消此次访问，势必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因此坚持布卢门撒尔的访华计划。2月24日，布卢门撒尔如期访华。27日，邓小平亲自会见了他。苏联对此十分恼火，攻击西方对中国搞“绥靖”，并于2、3月份在苏联远东地区及蒙古等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面对这样的局势，邓小平适时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和对策，进一步协调中美关系。4月16日，在会见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议员团时，他说：“我们对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表明的态度是满意的，就是提出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是对这个态度我们满意。只要美国在道义上、在政治上继续采取这个立场，这就是美国对柬埔寨的支持。”19日，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他再次强调：“（我们）实际上不是从中越两国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印支角度考虑，而是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也是从整个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在邓小平的全盘谋划下，建交初期中美两国就一些重大国际事件进行了初步的外交协调。对中国来说，作为大三角中力量相对较弱的一方，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一则确保了中国的周边安全；二则有效平衡了苏联的力量扩张；三则明显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宝贵条件。

（四）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中美外交及大三角博弈

1979年12月29日，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发生后，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美苏矛盾激化的同时，中美关系却有了发展。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次日，中国政府就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强烈谴责这一行径，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干涉。邓小平认为，苏联的扩张政策是国际局势动荡的根源，因此各国要联合起来，认真对待苏联的全球扩张主义。1980年1月7日，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他指出：阿富汗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苏联霸权主义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提出中美要协商对阿富汗事件的态度。1月8日，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布朗时，他又提出：“中美两国应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对抗苏联霸权主义。”(参见《人民日报》1980年1月8日；《人民日报》1980年1月9日。)

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解禁了近30种军事设备，允许向中国出口。美国商务部也把对中国的出口控制从“Y”类（对华约国家）放宽到P类（对新国家集团）。到这年7月，美国已有400项非杀伤性武器的军事高技术获准向中国出口。美国防部长布朗还表示：美国认识到一个安全、强大、和平和友好的中国与美国利害攸关，意识到两国防务机构之间进行接触的益处。( 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第93页。)

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建交之后中美关系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发展。两国间先后达成的条约和协定就有20多项，内容涵盖科教、文化、高能物理、贸易、农业、海运及民航等诸多领域。这些协定既使中美关系开始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又加速了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在中美苏大三角的力量博弈中，中国的份量在逐步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