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卡特时期的中美外交博弈【3】

三、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出台

前后的斗争（一）中美建交后的两国形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工作重心的逐步转移，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外交局面，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系统阐述了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和基本立场、基本态度，台湾回归祖国提上了具体日程。

另一方面，由于中美建交是卡特政府瞒着国会，并对盟友和台湾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消息一经公布，便引起美国内舆论哗然。虽然绝大多数议员都相信自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是美国对华外交的最终目标，但仍有一部分议员认为卡特政府在谈判中让步过多。他们特别认为，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后却没有提出“保证台湾安全”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他们指控卡特政府违反法律，藐视成规，在结束美国与台湾条约时没有给国会表决的权利。一些亲台派议员乘机推波助澜，不断提出旨在保留和挽救美国与台湾外交、防务关系的各种议案。据统计，1979年1月15日美国国会开幕后仅仅几天，参众两院就提出十几个此类议案。

（二）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

为应付各方面的压力，卡特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台湾授权法案》。尽管这一法案已经包含了某些违背中美建交协议的内容，但国会一些议员仍然认为这个法案只关注了美国在台协会的一些技术性规定，而完全没有涉及到台湾的安全问题。他们倾向于通过立法来修改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尤其是要加强对台湾所谓“安全问题”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最终经过各支政治力量的反复博弈，《台湾授权法案》被作了实质性的修改。在此基础上，4月10日经卡特总统签字，美国《与台湾关系法》正式出台。

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增加了许多政治性、政策性的内容，规定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担义务。提出：“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美国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严重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三）围绕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斗争

对于这项法案的出台，邓小平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在他的决断下，中美双方展开了一轮激烈的外交斗争。

3月3日，中国驻美大使向万斯转达口信说：美台未来关系的安排应根据中美建交时两国同意的原则来处理，不允许单方面违反或破坏这些原则,中方不能同意任何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带有某种官方性质以及变相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立法条款。( 参见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256页。)3月16日，中国外长黄华约见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就美国国会即将通过《与台湾关系法》表示强烈反对。指出《与台湾关系法》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及美方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具有官方性质。美国政府有责任运用自己的影响和职权，确保在处理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上不出现任何违反两国建交协议的事情。(参见《黄华外长约见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人民日报》1979年3月24日。)美国国会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最终于3月下旬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该法案正式成立。

邓小平对此十分气愤，表示坚决反对。19日，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他明确指出: “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基础受到了一些干扰。对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我奉劝美国朋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07-508页。 )28日，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指出《与台湾关系法》的许多条款都违反了中美建交协议，中国政府决不同意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美国驻华大使馆于7月6日复照说：“美国将遵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各项谅解”；“国会通过的美台关系法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政府的意愿，但它为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的权力，使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 (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

美国《与台湾关系法》是卡特时期中美关系一个强烈的不和谐音。围绕它的出台，中美双方进行了激烈斗争。无可否认的是，“它埋下了以后中美关系的许多矛盾和摩擦的祸根，成为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主要制约和严重障碍”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