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卡特时期的中美外交博弈

[摘要]邓小平1977年第三次复出后，围绕服务国内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为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开始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这其中，调整对美关系在他的全盘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依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内外形势，邓小平抓住时机、排除困难，实现中美正式建交。建交伊始，中美两国围绕中南半岛形势、苏联入侵阿富汗等地缘政治热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外交协调；与此同时，围绕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以及美国大选年的“台湾议题”，中美之间又展开了一轮激烈的交锋和复杂的博弈。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坚定原则立场，灵活运用策略，牢牢把握外交主动权，把中美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其决策过程和战略智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卡特时期；中美关系；外交博弈

当今世界，即便最为挑剔的评论家，也难以否认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作为全球GDP总量第二和第一的国家，中美关系不论从其广度还是深度，从其全球性还是战略性，都对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有着深刻影响。从研究中美关系史的角度说，中美建交前后即卡特时期（1977-1980年）的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几乎囊括了之后中美关系中出现的一切要素。系统回顾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特别是梳理这一时期邓小平领导和决策对美外交的决策过程和战略智慧，对于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美建交前后的外交博弈

（一）1977年中美两国的内外形势

“文革”结束后，加快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心声。而其时，中国的周边安全正承受着巨大压力：苏联继续在中国北部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紧邻中国南部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不断出现各种排华、反华事件，地区霸权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致力于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在他看来，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是中心问题，其他工作都要围绕和服务于这一中心。这就需要尽快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基于这种考虑，对美外交成为邓小平的一个当然选择。

1977年1月，卡特作为美国第39任总统登上历史舞台。其时，从国内讲，美国刚经历了并不光彩的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这两起事件，既沉重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声望，又使其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加之1973年以来蔓延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更使美国经济萎靡，物价膨胀。美国人曾引以为傲的“天定命运”受到了强烈怀疑，价值观和信仰一度面临危机。从国外讲，苏联在西欧、中东、非洲之角等地咄咄逼人，美国在国际上面临着严峻形势。可以说，这是二战后美国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美国有改善对华关系的现实需要。

（二）万斯访华及邓小平的回应

在卡特政府内部，有两人对对华政策有重大影响：一是国务卿万斯，一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这二人在中东、人权外交等问题上立场接近，但在对华关系上却有明显分歧。万斯认为，“就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而论，中国并不是重要的战略大国”，如果美中关系走得过快，可能会引起苏联的“过分害怕”，从而对“美苏关系产生严重影响”。因此，美国在中苏之间必须保持“脆弱的均势”。(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中建交前后--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回忆》，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07页。)布热津斯基却认为，美国不应把苏联当作美国利益的焦点而牺牲了其他的全球事务，而“要更多地注意中国，因为中美关系对美苏关系产生直接影响”。他说：“如果苏联多担心一点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们就可以少担心一点对苏政策。”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由于1977年开始后一个较长时间里卡特受万斯影响较多，因此中美关系一度踟蹰不前。尽管阁员看法不一，但卡特仍表现出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热情。2月，他约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询问中方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态度；4月，又派其子访华并向中国领导人递交亲笔信，希望两国能遵循《上海公报》实现关系正常化；5月，他又在美国对外政策讲话中强调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此外，他还任命了“很有魄力”、“在美国社会上有身份的”伍德科克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他说这是“向中国人明确表示，我们希望同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卡特：《保持信心》，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经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后，8月卡特决定派万斯访华，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作一次“试探性会谈”。万斯访华，卡特政府想提三项条件：第一，正常化不妨碍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第二，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将不受损害；第三，在实现正常化时美国可以单方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显而易见，这是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的两国关系正常化三原则（即断交、撤军、废约）而提的反要求。

8月22日，万斯抵京。他“出于政治考虑，打算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持尽可能强硬的立场”(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中建交前后--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回忆》，第110页。)。24日，邓小平会见了他。会谈中，万斯提出关系正常化后美国要保留在台湾的领事馆或联络处，邓小平立即予以反驳。他尖锐指出：“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并明确表示不能同意美方的方案。

毋庸置疑，万斯来访是很不成功的，但美国一些媒体却煞有介事地宣称：中国领导人在万斯访华时表现了灵活性的立场，万斯访华取得了进展。 (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第37页。)这无异于向外界暗示，美台关系并不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对美方的这一做法，邓小平给予坚决回击。9月6日，会见美联社代表团时他明确否认了这一说法。10日，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他又指出：“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这是政治问题。现在美国总有那么一些人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玩，那怎么行？”27日，在会见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时，他又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他说：“我们说过，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有别的考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99、208页。)

几番语近严厉的讲话，向美方明白无误地表明台湾问题没有妥协余地，打消了卡特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较大让步的幻想，卡特政府不得不酝酿新的对华政策。

（三）布热津斯基访华及邓小平的回应

进入1978年，美苏关系并没有出现卡特政府所期待的缓和。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迟迟未果的同时，苏联却把触角伸向东非、红海沿岸等战略要地，严重威胁美国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美国感到有必要尽快改善对华关系。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工作重心的逐渐转移，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生产技术及先进设备，并且同欧共体、日本等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对美国经济界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们认为，如再不采取行动，美国就有可能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

在这种背景下，布热津斯基等人的主张开始在卡特政府内受到重视。在他们的影响下，到1978年5月卡特下定决心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推动和加快这一进程，卡特决定派遣布热津斯基访华，并授权他告诉中国：“美国决心已下”，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三项条件；但希望在实现正常化时，美国单方面发表要求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中国不要发表声明公开批驳；正常化后，美国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用于防御目的的军事装备。(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

携带卡特政府的重大使命，5月20日，布热津斯基来到中国。次日，邓小平会见了他。听到美方的态度转变后，邓小平说：“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对中方的立场，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对两国来说，关系正常化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对美方的条件，他回复说：“对这个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13-314页。)

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的这次讲话，为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定下了基调。谈及成果，美联社评论说：“驻北京的外交官和这里的分析家一致认为，这次访问已为导致正式外交承认的谈判创造了良好气氛。”(《美联社记者评布热津斯基访华结果》，《参考消息》1978年5月25日。)

（四）建交前夜的激烈交锋

从7月开始，中美双方开始建交谈判。其时，从国际讲，苏越在进一步走近，霸权主义扩张笼罩东南亚；越南在积极谋求同美国关系正常化；从国内讲，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已箭在弦上，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迫切需要改善对外关系。

在这种大背景下，为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邓小平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做美国各界的工作。7月9日，他对美国国会议员团说“希望卡特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采取比过去更积极的态度，步伐走得快一些”。10日，他又对美国科技代表团表示中国愿意吸收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引进装备。(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38、340页。)

9月，卡特成功调节埃以冲突。这项美国外交史上的重大成就使卡特深受鼓舞，他决定一鼓作气，尽快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他说双方需要抓住时机，加快进度。布热津斯基也传话给中方：中美关系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当年12月前后是一个特殊机遇。知道这一变化后，邓小平非常重视，指示说：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说也要加快。(参见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之后，他广泛利用各种渠道，加速推进正常化进程。10月访日期间，他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大势所趋。11月访问东南亚期间，他又表示中国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要把中美关系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12、430页。)这些谈话，既坚持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又向美方发出了明确信息，表现出了一定的策略性，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

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谈判，双方最终于12月中旬基本达成双边关系正常化协议。其时，苏越已经签订同盟性质的条约；中央工作会议也正在召开，全党全国迫切需要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建交被摆在了优先位置。12月14日，邓小平听取伍德科克关于提前宣布两国建交时间的说明，表示同意。15日，他又听取了伍德科克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说明。在强调中国将保留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权利的同时，他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52-453页。)

经过双方激烈交锋，15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次年1月1日，双方正式建交。虽然对台售武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是中美建交却结束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将近30年的不正常状态，这对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加速现代化建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及地区和平稳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