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端【2】
——西柏坡时期中共外交政策与外交工作述论
在西柏坡时期，中共领导人构建新中国国际战略的最重大的外交活动，就是要明确同苏联的同盟关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切希望同苏联领导人建立密切的高层联系，使新中国政权获得苏联正式认可，并让苏联明确承诺对新中国建设的援助。1948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刚刚进驻西柏坡不久，毛泽东便向斯大林表示希望访问苏联。毛泽东表示：他访苏的主要目的，是想 “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毛泽东就访问苏联问题致斯大林电，1948年4月6日。АПРФ，ф.38，оп.1，д.31，л.3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 1，с.417.）。出于种种顾虑，斯大林要求毛泽东推迟访苏。（斯大林一再推迟毛泽东访苏的原因有二：首先是怕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走漏风声，使西方借口攻击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将有损于中共的威信；其次是希望毛泽东成立正式革命政府之后再以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访，这样会提高中国革命的威望和信誉，并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参见А.М.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不过，在争取与苏联达成同盟的同时，中共仍然注意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坚持中国自身的革命利益。1949年1月初，毛泽东访苏要求即将实现，出发的具体日期都基本确定。（1949年1月9日，毛泽东复电斯大林：“最近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了。我准备到您那里去”，“来石家庄的飞机可以在18、19、20日中任何一天到达”。АПРФ，ф.39，оп.1，д.36，л.5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 2，c.10—11.）但是，此时却发生了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政府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停战和签订合约的事件。苏联政府试图接受国民党的调停请求，要求中共接受谈判。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指出：“一切迹象表明，南京政府的建议是在美国人的授意之下搞出来的。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斯大林关于国共和谈问题致毛泽东电，1949年1月10日。АПРФ，ф.39，оп.1，д.31，л.62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9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 2，c.16—17.）然而，面对已经在望的全国胜利局面，中共并不同意接受苏联调停，1949年1月12日，毛泽东答复斯大林：“我们认为，对南京政府建议由苏联出面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照会，苏联政府似应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苏联领导人：“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江进攻南京。我们似乎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毛泽东关于国共和谈问题致斯大林电，1949年1月1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00—103.）最后，苏联不得不妥协，按照中共的要求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调停请求。由于这一事件，1月19日，毛泽东在修改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稿时，还特地增加了一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40页。）
中共坚持自己观点的坚决性，反倒使斯大林看到了中共的实力，促使他下定决心同中共实现高层会晤。1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您愿意，我们可以马上派一位政治局负责成员到你们那里去，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你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斯大林关于国共和谈问题致毛泽东电，1949年1月14日。АПРФ，ф.39，оп.1，д.31，л.69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10—11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 2，c. 21—22.）中共很快对此表示了欢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终于在1949年1月30日到达西柏坡，实现了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的直接会谈。
米高扬的到来，使苏联领导人直观地了解了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状态，也使中共了解了苏联的态度。首先，米高扬称颂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共领导人的杰出领导能力。其次，他传达了苏联政府在有关蒙古、新疆、东北等问题上的意见：在蒙古问题上，苏联坚持外蒙古的独立，表示这是在中华民国时期形成的既成事实；在新疆问题上，苏联表示不想造成新疆部族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在东北，苏联表示旅顺口协定是个不平等的条约，而且苏联准备废约和撤军。（米高扬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49年1—2月之行，1960年9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7.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с.96—111.）最后，米高扬听取了中共的各项内政外交政策，并发表了一些意见。1949年2月3日，在同毛泽东等人的会谈中，米高扬说：“按我党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毛泽东问他：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是否直接联系？米高扬也作出了肯定的回答。（米高扬关于对外关系和历史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949年2月3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47—5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 2，c.62—66 .）由此可见，米高扬代表的苏共中央，已经把中共视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并且开始分配各自在阵营中承担的责任。苏联的这些表态，基本满足了中共的需求（包括民族利益的需求和国际地位的需求），坚定了中共与苏结盟的意愿。
在争取同苏联领导人实现会谈的同时，中共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尽量与苏联保持一致，尤其是对待美国方面。在中共已经取得了稳固统治的东北地区，这一倾向十分明显。1948年10月底11月初，中共东北局在接管沈阳前后，根据当年2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1948年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对于外国国家代表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采取保护政策；“各国领事馆，不论其本国是否已承认我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军，如为保护各国侨民利益向我进行交涉时，我概以外交代表视之。”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5页。）对美、英、法等国领事馆基本采取保护措施。然而，苏联认为：“中国人对美国人过于客气”。驻东北的苏联代表建议中共封锁美领事馆、限制其自由、没收其电台。斯大林亦同意这些建议（陈春华译：《C?H?冈察罗夫对科瓦廖夫访谈录?斯大林同毛泽东对话》,《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1期。）。11月初沈阳解放以后，中央指示东北局与苏联方面协商，纠正争取美方承认的做法，采取苏联所建议的措施，以期“挤走”美、英、法领事人员，于是出现了排挤美领事馆的“华德事件”（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在西柏坡同米高扬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反复说明中共对待美国的态度，认为“在战后的三年中，美国在中国的威信扫地。总的来说，人民仇恨美国，说真话，一部分进步人士害怕美国的力量”，并且还谈到了在东北的“挤走”政策：“驻沈阳的外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事馆暗示我们，他们不愿撤走，想与我们建立真正的关系……我们不想在沈阳见到他们，所以想法孤立他们，使他们感到难受，最后迫使他们撤离沈阳。”（米高扬关于对外政策原则与周恩来等人的会谈记录，1949年2月1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17—2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 2，c.43—48.）
毫无疑问，中共表现出来的对美态度很让苏联人满意。尽管米高扬表示，在对待外国资本方面，“必须对日本、法国，尽可能包括英国的财产实行国有化”，而“对美国的财产要采取谨慎的政策”，“当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控制了中国的局势以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美国的表现再作决定”（米高扬关于中共对内政策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5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64—73.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2，c. 72—78.）。这一提法，体现了苏联对于美国仍然持谨慎态度，生怕刺激美国。但米高扬另外一些谈话却反映出苏联并不愿中国同美国保持正常联系的心理。比如：1949年2月2日，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会谈经济问题。任弼时说：棉花缺口大，只好从美国进口，比如一年要从美国进口到上海30万吨棉花。米高扬回答道：“棉花的确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大作用，但是从美国进口不合适。中国应该在棉花生产方面独立自主，做到自给自足。”任弼时对此表示完全同意。（米高扬关于经济问题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2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31—3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 2，c.52—57.）由此可见，苏联人并不愿意中美之间保持联系，就连一些必要的外贸关系也不行。而中共在“一边倒”战略下，基本赞同苏联的意见。
总而言之，西柏坡时期，随着中国国内革命斗争的不断胜利，中共逐渐调整对国际局势的认识，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一边，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最终得到苏联的明确支持，实现了高层会晤，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有的学者指出，“一边倒”不仅仅是个外交战略而且是个国家战略。笔者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不过本文只限于讨论它的外交战略意义。。而苏联默许和鼓励的态度，使中共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日益强硬，不断强化了 “一边倒”。正如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中，中间道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的。”（米高扬关于中苏合作等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4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54—6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 2，c.66—72.）新中国初期的总体外交战略已经基本形成。1949年10月2日，苏联就正式承认了新中国政权。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终于实现了对苏联的访问和同斯大林的会晤。苏联也成为他一生中唯一访问过的其他国家。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的结盟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克服国内重重困难、毅然派志愿军入朝援助朝鲜人民的革命战争，从此彻底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这样，协调与合作成为中苏关系的主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0—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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